近日，眼科醫生陶勇全新作品《自造》上市。該書是陶勇醫生《目光》之后的新作，《自造》中的陶勇以一種嶄新的醫生形象，幫助讀者用新的眼光來理解自身與世界。他以醫者和普通人的雙重視角，忠實地記錄了這個時代的醫患關系、醫者思考和醫學故事，分享醫院之內和醫院之外的人生感悟，這本書也被稱作《目光》的進階篇。該書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和中南博集天卷聯合出版，已于近期在全國上市。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人生獨白，是調整也是思考

關于事業、關于理想、關于親情、關于愛情、關于人生……作為《目光》的進階篇，《自造》是關于人生的答疑之書，也是一本醫者塑造自身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的升華之作。

陶勇不僅是一位眼科醫生，更是患者朋友的人生醫師。面對讀者的各種困惑，陶勇想要給求助者以解決方法，這也是他寫這本書的初衷。陶勇說：“這兩年來我遇到的是人生中突如其來的打擊，接觸到的是年輕人普通存在的迷茫，前者給我帶來的只是短暫的調整，而后者卻讓我長時間陷入思考。”這本書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人生獨白，以醫者和普通人的雙重視角觀照當下，記錄工作和生活中的平凡故事，解答在祛魅時代如何接納真我，自造人生。陶勇醫生說他深知自己的方法未必適應每個人，但他仍然愿意誠懇地分享，他讓你相信這世上有光，讓我們相信光的力量。

關于自造人生觀、幸福觀，也關于職業化信念

談及新書《自造》的由來，陶勇說原來的書名叫“自造人生觀”，但是后來去掉“人生觀”就變成《自造》了。在陶勇看來，自造的大眾解讀是自造人生觀、幸福觀和價值觀，對于醫生這個職業本身，他希望新時代的醫生要有職業化信念。

陶勇講到，當下年輕人在選擇職業的時候，多多少少有一定的情懷，只是隨著環境的改變，慢慢地忘記了最開始的那些情愫。他說：“在我們的人生中，在比較中失去的，要從存在中要回來，我們要找到自己最珍貴的東西，找到我們自己的閃光點。”以職業為窺鏡，醫生可以看見人性，看見善惡，看見生死，讓自己對人生的理解從碎片走向融合，從混沌去往通透，其他職業亦如此。對于讀者感興趣的“怎樣才能創造屬于自己的人生觀”這個問題，陶勇說沒有一種絕對的標準答案。但是他想告訴大家，把目光收回到現下，以職業為窺鏡，就有可能順著時間的繩索，逐漸找到屬于自己的人生觀。

對于新時代醫生的職業化信念，陶勇也有自己的理解。陶勇說，隨著科技的進步越來越快，醫生可能不再需要完全依賴于經驗了，如果說過去是“經驗時代”，可能現在逐漸邁入了“循證時代”和“精準時代”。因為醫療、科普、科研、科技成果轉化的普及，在新時代，方方面面都有了新要求。新時代的新醫生就是要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和敢于作為的心態去面對時代，相對的職業化信念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幫助我們去建立自洽的邏輯觀和人生觀。

眾大咖領讀推薦 ， 展現更立體更豐富醫生形象

敬一丹在為《自造》的推薦序中寫道，“在他的文字中，我看到了更豐富的陶勇——一個不僅僅是眼科醫生的陶勇。他看到眼睛，也努力看到人；看到人的病，也看到人的心；他樂于分享，亦善于分享。”許知遠在推薦語中寫到：陶勇正在創造一種嶄新的醫生形象，他不僅應對你的身體疾病，更試圖幫助你用新的眼光賴理解自身與世界。劉擎在領讀中表示：陶勇的人生見證了品格塑造的自覺歷程。他將哲學探索的心得落實于積極的生命實踐，不斷走向本真自我的實現。陶勇的境界令人欽佩，而他的思考與領悟會給人豐富的啟迪。李誕也對《自造》有自己的理解：陶醫生這樣的人是很難得很難得的，成為陶醫生這樣的人是很難很難的，但還是要見賢思齊。讀這本書，至少先可以完成“見”，后面的事還是要我們自己修行。著名漫畫家小林漫畫也為這本書傾情配圖，書中的來信與回信等內容為這本書增添了趣味性和互動性。

精彩書摘

犯不著理解

我老婆姓范，我稱她為“范姐”，她的口頭禪是“犯（范）不著理解（姐）”。

我們倆有個共同的朋友，是打小就認識的那種。上學期間，他表現出了不同尋常的聰明，老師剛在黑板上把問題寫出來，他就能快速地給出答案，一騎絕塵，留下張口結舌的我們。考試也基本不用復習就能考前幾名，參加數學競賽成績還優異。

聽說，他爸媽常為了爭著去開家長會而吵架。

后來我們都習慣了，把他劃到非正常人類的那個范疇。初二的時候，小鎮上來了個轉學生，外地的，有口吃的習慣，說話總是說完一個字，然后停頓半天，再吐出下一個字，其間還得擠眉弄眼，我們看著他也挺痛苦的。我們的朋友“聰明哥”，心地善良，看著“口吃哥”的痛苦，特別想幫他，總勸：

“干嗎這樣啊，慢慢說，不著急。”

“別總嘴里含著棗似的，舌頭打直嘍，打直了說話。”

“能急死誰，氣理順，理順，深呼吸，深呼吸。”

無論這個“聰明哥”如何苦口婆心，如何幫助，“口吃哥”還是老樣子，甚至，還因為緊張更嚴重了。

理解不了，完全理解不了。“聰明哥”覺得應該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口吃哥”卻死活拗不過來。

接下來的事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個“聰明哥”，就像是遇到了一個難解的題，拿出了誓不放棄的勁兒，正趕上那會兒電視里林平之為了哄靈珊喝藥，自己先喝為敬。“聰明哥”也靈機一動，開始學“口吃哥”說話，各種模仿。本意是自己先學口吃，然后親身找到一條克服口吃的方法，再用這套方法幫助“口

吃哥”。

聰明人就是聰明人，學什么都快，沒過多久，就青出于藍了。

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好朋友從說話就和蹦豆子一樣的利索狀態，變成了說兩個字就像喉嚨口梗了一個棗核一樣，憋得面紅耳赤。

只是，口吃就像沼澤，進去容易出來難。多少年過去了，直到現在，我們都到了不惑之年，他還是那樣。

在這期間，聽說他父母還帶他到大城市治療，但也沒什么效果。因為口吃，他多少還是有些自卑，學習成績也沒有之前那么優秀了。

因為害怕自己的孩子也會學樣，很多家長都非常擔心，老師也三番四次和大家強調，不許去學。

和我家范姐聊起這件事，我問她爸媽那會兒擔不擔心，姐說：“看來，有時候缺點也是優點。打小爸媽就覺得我什么事都不上心、不在線。這有樣學樣的事，我爸媽倒是省心了。”

有很多事情，當時的我們不一定能理解。想不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

一、事情本身是正常的，只是我們受年齡、閱歷所限，我們當時不能理解的事，也許后來就理解了，但當時就是死活想不通。因為我們的閱歷積累需要時間。小時候，拿著路邊撿來的竹棍，說自己是丐幫弟子，打打殺殺，甚至入戲太深，一幫孩子就想著去流浪和要飯。回過頭來，去看我們自己在不同年齡段時的所作所為，也常會啼笑皆非。

二、事情是病態的，大多數正常人本就應該理解不了。曾經去一個沙漠旁邊的村莊旅游。導游告訴我們，古時候，這個村子有個特殊的職業——小偷，而且是世襲，必須得有一家人世代做小偷，隔三岔五去隔壁村子牽一頭牛、順一頭羊，村子里的人不僅不反對，反而還要養著這家小偷。也許在那個年代，村莊之間

有一些沖突矛盾，也許還有特殊的歷史原因，但以今天的倫理，我們大多數人的價值觀就是不應該接受這種邏輯。

三、人群本身就是多樣性的，事情處于說不清楚是對還是錯的模糊地帶。公交車上，有人腳被踩了，大多數人會說“沒關系”，但也有人會說“你應該向我道歉”，前者寬容度高，后者維權意識強，后者不能理解前者為什么事事忍讓，前者不能理解后者為什么咄咄逼人。

但很多人一個習慣性的做法是，因為不理解而拿出啃硬骨頭的精神，絕不放棄，非得親身嘗試，躬身入局。想著要改變對方，把對方的“理”擰順成自己認為正確的“理”。有菩薩的心，也得有菩薩的本事，否則就成了無謂犧牲。也有的人，無法擰順對方的“理”，就想著糾集一群人，滅掉“邪理”“外

道”，結果滅人的過程中，自己戾氣滿身，天天吃不香、睡不著。

科學家的執著精神，放在工作上，可能成績優異，但對待生活，則可能頭破血流。

何況，鉆牛角尖、鉆死胡同，非得把想不通的理搞通的勁兒，即使被用在工作上，也不見得就一定能成功。有一次，一位很有名的投資人請客，席間還有個創業的年輕人，年輕人說到他創業的一個方向，國內國外都沒有其他人做，但他就覺得市場很大，所以就要證明他的想法是對的，因而創業。投資人對他的勇氣表示贊賞，但也明確表示，這種項目他不會去投。投資人說他只投他能理解的項目，他理解不了的項目，也許有可能成功，但他不會去賭這種小概率事件，更不會去想辦法把這種項目弄成功。

人的時間和精力是要講投入和產出的性價比的。

也許有人要說，難道遇到我們想不明白的事，都得繞道走嗎？

我的看法是，對于技術性和關于科學的事情，對于探索大自然的事情，應該持之以恒，堅持到底。

而和人有關的事情，或要和人講的“理”，想不明白就想不明白。

裘法祖院士說過：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學問要不知足。

女兒看的動畫片，雞飛狗跳，既無劇情，又無邏輯，她卻樂得咯咯的，看得非常投入。不可理解。

女兒看我，整天對著電腦寫論文，臟衣服東扔一件，西扔一件，臟襪子東扔一只，西丟一只，從不看電視。不可理解。

范姐說，犯不著理解。

精神糖丸

有一年，我參加衛生系統的宣講比賽，對一位講預防接種的下鄉醫療扶貧醫生印象頗深。他講的是在新疆扶貧時，給當地的孩子喂糖丸預防脊髓灰質炎的故事。為了和孩子的家長“斗智斗勇”，他們一會兒把糖丸弄成紅色的，一會兒把糖丸弄成白色的，問家長：“糖丸吃過了嗎？”家長都說：“吃了。”然后他們就再問：“吃的糖丸是紅色的還是白色的？”沒給孩子吃過糖丸的家長就蒙圈了。

糖丸還得變著法兒地“喂”，真是用心良苦。

我小時候就乖得很，打針、喂藥，讓干嗎就干嗎。

自小，我就被醫生夸。因為流眼淚，我爸帶我去醫院，醫生讓大伙兒坐一排，拿著彎針頭就要往眼睛上扎，看淚道通不通，那些大人都嚇得不行，就我啥事沒有，受到了強烈的表揚和夸獎。其實，那會兒我是還沒反應過來，以為不扎我。但一旦被表揚了，我再要抵抗和恐懼，也是不合適的，所以強忍著害怕也得配合。

乖的主要原因，在于受我二姑的影響。

我二姑就是脊髓灰質炎的受害者，小時候開始左腿一瘸一拐，從此一生就被改變了。

父母打小便有意讓我和二姑多接觸，給她送飯、拎東西，讓我陪她走路，在真實世界中感受她的不便與痛苦。

所以，回頭想來，二姑這個人便成了我的“糖丸”，讓我打心底里就希望遠離疾病，保持健康的身體。

有一次，醫院電梯壞了，我和幾個同事必須爬樓梯到10樓，可把那幾個同事氣得不行，他們一邊爬，一邊抱怨，嘟嘟囔囔地念叨著毀關節什么的。我心想，有工夫生氣，那就說明不累。回過頭來一想，我好像每次爬樓梯都覺得沒什么，有時候還喜歡蹦跶兩下，貌似在“自嗨”。也許，潛意識里，就是因為我覺得有

健全的雙腿能蹦能跳，就是幸福。

我曾經看過一個短視頻，一個農村孩子背著瘋娘上學，后來做了教師，教當地的貧困孩子知識。記者采訪問他怎么看待過去，他說：“當別人抱怨沒有鞋穿的時候，有的人已經沒有腳了。”

為什么得有點親身體會的苦難來作為增加精神免疫力的糖丸？因為免疫系統是有記憶的。

人體的免疫系統會產生抗體，如果接觸了細菌、病毒這些外來的病原，體內會產生對應的記憶性B淋巴細胞，下次再遇到同樣的病原，這種記憶性B淋巴細胞就會快速、大量地分泌抗體，在第一時間擊垮病原。記得曾經看過一個科幻故事，外星人入侵地球，結果一到地表，就不戰而敗，被空氣里的各種微生物打垮——外星人對于地球的病原毫無抵抗力。

從小，我家孩子的同班同學里就不缺被遮風擋雨的嫩苗。家長們和金鐘罩、鐵布衫一樣，恨不得把孩子圍個水泄不通。我看微信群里，他們一會兒想讓學校裝個監控，可以實時監視，看孩子有沒有被欺負；一會兒又怕孩子沒吃飽，念叨著多加幾餐。好不容易遇上心大的父母，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又上陣。有一次，

我家孩子的幼兒園班主任換人了，原因就是之前的班主任接受不了上班被監控。

醫科大學學校里有位水平極高的教授，自己不僅科研成果豐碩，而且望子成龍，從小對孩子實行軍事化管理。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家愣是把具有留洋博士學位且頗有發展前途的媽媽給“犧牲”了，徹底由她來監督孩子上各種輔導班，用他們家的話來說，給孩子的教育做到了“三個有，三個沒有”。

有主課成績經常滿分，有擅長的體育鍛煉項目，有周末堅持藝術提升；從來沒有看過電視，從來沒有接觸過電子游戲，從來沒有不良嗜好。

為了做到這“三個有，三個沒有”，不用我說，大家也能想象得出來，這家人是怎樣規律地作息、緊張地安排、科學地設計，才能讓孩子按理想的方向長大。

兩口子含辛茹苦，終于在孩子17歲那年把他送進了那所國人心目中的頂尖學府。

但任何人都沒想到的是，孩子入學第一年，就不可避免地接觸了網絡游戲，成天泡在網吧，毫無免疫力地成了網癮少年，也不去上課，期末幾門課程考試都掛科了。家長、老師和他交談，他也沒有失去理智，就是很冷靜地反饋，他管不住自己，上癮了。

最后的結局非常令人惋惜，由于不可自拔的深度網癮，這位教授的孩子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退學了。

出人意料，又屬情理之中。

從不接觸真正的生活，意味著生活在真空世界里，一旦進入光怪陸離且五彩繽紛的盤絲洞，這個零抗體的少年還能走得出去？

在德國留學那一年，我周末也常去看看德國人的生活。他們都是年輕人帶孩子，生多少都是自己帶，成年人身后常常跟著一群孩子。他們把孩子、狗帶到公園，然后自己便在椅子上看書，孩子一會兒追孩子，一會兒追狗，一會兒狗又追孩子，跌倒了也不管，也沒有一直追著喂熱水。天黑了，就領著孩子和狗回家，

在路邊的商店買點菜。一開始，我也覺得他們的生活不可思議，后來便也覺得理該如此。

苦難太多了，行不行？精神免疫力的效果和遭受苦難打擊的力度是不是成正比？

也許因人而異。

譬如我老媽。她曾經小學畢業之后去了鄉下，一開始也很興奮，拿起鋤頭種地，地里長莊稼，她覺得有意思，立下雄心壯志要好好地在農村鍛煉一番。時間一長，就不行了，按她自己的話來說，志氣慢慢就被磨平了，覺得世界就巴掌那么大，可能和現代人的兩點一線感覺上差不多。

但我在大學的老師可不是這樣。她們和我媽年齡相仿、經歷相似，但還是沒有放棄理想，一有高考機會，還是死勁讀書，參加了高考，改變了命運，做了名醫。季羨林先生在《牛棚雜憶》一書里表達的就是：既然決心活下去了，那就要準備迎接更殘酷更激烈的生活。他們有愈挫愈勇的斗志。

為什么給孩子糖丸，而不是直接在胳膊上注射疫苗。我想起了小學時的一段經歷，至今回想起來都有深刻意義且只能搖頭一笑。

小學三年級時，同學都懼怕注射疫苗，一想到藍色的針筒和鋒利的針頭，大家都不寒而栗。有一次，學校老師通知第二天集體注射疫苗，但也就在當天，不知從何處來的消息，和長了腳一樣，傳到每個人的耳朵里，說是隔壁縣城的小學生，注射疫苗后死了，結果那天我們整個小學的人都跑空了。在我跑回家的途中，不時看見熟悉的同學身影，他們在胡同巷口，眼神四處張望，還竊竊私語。

當然，時至今日，同學聚會偶爾談及此事，想起當時被傳話和傳話時煞有介事的神情，都覺得好笑。

所以，一旦用力過猛，可能還來不及產生免疫力，人就被整垮了。

精神免疫力的獲取，得連哄帶騙。借著糖丸那點甜，把里面的藥送到嘴里。

反復吃糖丸，效果會不會更好？

答案是肯定的。

我一遇到倒霉事，我爸就給我講他的倒霉事。

比如他小時候，只能和他姐輪流出門，因為家里只有一條褲子。

又比如上山砍柴，一不小心，鐮刀劈到腿上，鮮血直流，趕緊從樹上爬下來，用那條唯一的褲子把傷口捆上，一瘸一拐地走山路回來。

再比如生病了，沒錢醫治，只能到醫院，撿別人用剩下的青霉素瓶子，找護士用生理鹽水涮一涮，再輸進去。

像我這樣吃糖丸和吃飯一樣頻繁的人，早就沒心沒肺、能吃能睡了。

真心換真心

不要小瞧女人，尤其是中年女人，而其中最能干的就是農村中年婦女。

崔小妹的母親，就是這樣一位來自山西農村的杰出代表。

她一個人帶著患白血病的崔小妹，在北京待了足足兩年，把病治好了不說，關鍵是沒花多少錢。我問她是怎么做到的，她也不說話，就會咧嘴笑。

有錢就有有錢的活法，沒錢也有沒錢的辦法。這是我后來給她總結的。

因為崔小妹的眼睛出了問題，整個治療過程，我全程經手，崔媽的辦法，我算是一清二楚。崔小妹因為免疫力低下，眼睛先是感染了病毒，然后又因為炎癥太嚴重，眼底黃斑又水腫。那時候的我特別發愁，每周都得給她往眼睛里注射抗病毒藥，然后還得注射抗VEGF（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藥物。抗病毒藥倒是便宜，十幾塊錢，可抗VEGF藥非常貴，4000多塊錢一支。前前后后，她注射了至少10次。

猜猜她在我這里花了多少錢？

猜多少次，你也猜不著。

答案是負10元。崔媽愣是一分錢沒花，還讓我“倒找”了10塊錢。那次她們沒吃飯，我出了10塊錢給她們買了4兩包子。

藥是好心病友給的，注射器用醫院資助的，我是免費勞力。

每次看病，崔媽都主動當志愿者，忙前忙后地張羅，一會兒幫忙扶個老人，一會兒幫忙喊號叫下一個病人，沒有閑的時候。只要有空，她就和病人嘮嗑，“陶大夫醫術可高明了，給眼睛打針都不出血”“陶大夫可神了，我女兒的眼睛就是他治好的”“陶大夫人特別好，特細心”。

亂哄哄的門診，每次只要有她在，就像是菜市場有了管事的，不僅秩序好，信任度還高，病人個個見了我就跟見了親人似的。后來我發現，有她在，門診病人普遍都是說啥信啥，讓干啥就干啥。

為了感謝我，崔媽有時會送我東西。她說是地方特產，我看是“三無”產品。兩個白色的塑料碗，中間扣著一種白色透明狀的米膏糊糊，嘗起來沒有任何味道。為了吃她送的美食——碗團，我每次還得花錢單獨買瓶醋，蘸著吃。

后來，有一次，我和崔小妹聊天，我說：“你媽適合做傳銷。”她說：“不對，她適合做傳銷頭子！”

崔小妹也繼承了她媽媽的優秀基因——麻利、能干、會張羅事。

上次復查的時候，我問她現在在做什么，她說在老家做圖書館管理員。我說這工作挺好的，你這身體不像別人，圖書館的工作特別適合你。我又問她現在能玩手機嗎。她說離得近沒問題。然后她又問我最近有沒有什么事能讓她幫忙的，她說她兼職做網上代購。

我倒是沒什么東西要買的，不像我家那位，隔三岔五叫喚要“剁手”。不過，那時我正在評一個榮譽稱號，需要拉票，就是關注一個微信公眾號，然后發給認識的親朋好友，幫我點擊投票。

我讓她幫我拉票。她二話不說就答應了，說有個姑姑，專門干這事。

當時我還有點詫異，怎么還有人專干拉票的事，但那會兒病人多，也沒顧得上細聊。過了幾天，評獎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聯系我，說我的票數漲得太快太多了，別人有意見。于是，我想起來，便問崔小妹是怎么做到的。

她在微信里說，回去她就找她姑姑了，說陶大夫的事，咱得幫。她姑姑是好幾百個微信群的群主，一接到指令，就立馬組織投票。她還問我，還要不要，如果需要，還能整。

我頓時知道網上那些投票的店是怎么運作的了，群眾基礎深厚啊。

再后來，崔媽和我說，她們家現在開始做洗煤生意，問我有沒有可能幫她介紹生意，她說大夫認識的人多，沒準能牽個線。我知道山西是煤海，但我不知道煤還可以洗。于是我就去問了一個做煤炭化工的朋友，大抵的意思是洗煤之后，把一些雜質去掉，可以使煤燃燒得更加充分，效能更高。

我看著崔媽，感覺她們家現在的日子過得就和煤炭燃燒一樣，紅紅火火。

就是天塌下來那么大的事，都拿這家人沒轍。

小時候，我看過一則印象深刻的笑話，說的是吝嗇鬼爸爸讓兒子出去買醬油，兒子和他要錢，爸爸說：“給錢買醬油，誰不會？就是要不花錢把醬油買回來。”兒子拎了空瓶回來，和他爸爸說：“醬油買回來了，蘸著吃吧。”他爸兩眼一瞪，問醬油在哪兒呢？兒子說：“有醬油誰不會吃，就是要沒醬油吃出醬油來。”

現實中，有些人還真可以憑本事“無中生有”。如果按照科幻小說里寫的，未來都是機器人給人服務，沒有錢，可能機器人還真不認，但只要是和真人打交道，沒錢還真不一定不行。

關鍵是要讓人感動。

讓人感動需要真心的付出，還有時間。

可惜，快節奏的都市，讓“忙”這個字，成為“冰凍關系”最好的理由。大家似乎都默認一個法則，那就是人際關系可以“冷凍保鮮”，需要使用的時候再“解凍”。

譬如，很多人都會發現，不知不覺，微信里的朋友數量越來越多了，觥籌交錯之后、月上柳梢之前，比較流行的一個社交游戲就是互加微信。加完之后，其實很多人彼此都想不起來在哪里見過，但當時不加的話，似乎大家面子上過不去。一種心照不宣、彼此配合的表演，就此上演。回家之后，偶爾遇到事情，翻一翻，看那個單位那個部門有沒有人，一看，正好通訊錄里就有，就趕緊去聯系。結果大概率不會被回微信，或者被委婉謝絕。

這種社會關系，網絡上有個詞形容，叫作“塑料情”。

塑料花，再仿真，也是假的。真正的花，是要長時間澆水才能長開的。

把人和人的交往關系冰凍起來，那人的時間都上哪兒去了呢？

有一個去處，那就是宅在家里，看網頁、看八卦、看短劇。早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拉扎斯菲爾德和斯坦頓主編的《傳播研究，1948—1949》一書中，就指出來了大眾傳播媒介的害處，這些媒介不斷地提供海量的信息，真假難辨，往往帶著吸引眼球的標題。受眾為了更好地了解身處的環境，害怕失去和身邊人溝

通的共同話題，每天在接觸媒介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反而降低了他們積極參與社會實踐的熱情，減少了和他人之間互相交流、參與運動和共同勞動的時間。下了班，吃完飯，打開手機看完幾則新聞和八卦，評論幾句，也就該睡覺了。

拉扎斯菲爾德和斯坦頓把這種現象稱為大眾傳播的“麻醉作用”。這顯然是一個負面作用，會形成對他人的冷漠，更加促成以自我為中心的思考模式。因為在接受信息的過程中，我們并不需要考慮對方的感受，也無須換位思考，我們習慣的是以上帝視角，去審視和評論。

真心要拿真心換，這是崔媽一家的交際法則。

她們拒絕被“麻醉”，我們也喜歡她們遞來的“真花”。

不要以為情感溝通和令人感動僅限于高等動物之間，植物之間也有交互影響。

把熟蘋果和生的獼猴桃、香蕉、杧果、柿子放一塊兒，能催熟這些沒熟的水果。因為熟蘋果會釋放乙烯，乙烯是一種天然存在的植物激素。

當然，我們也可以理解為，獼猴桃、香蕉、杧果、柿子被蘋果感動了，所以熟了。

能吃能睡，沒心沒肺

都說“秀恩愛，倒霉快”，我看是有一定道理的。

這小兩口，在我面前，旁若無人，你推我一下，我搡你一下。那一陣子，韓劇《浪漫滿屋》熱映，這倆也正好都是朝鮮族，一會兒還蹦出幾句正宗韓語，看起來真像那么回事兒。聽他倆的意思，以后出了院還打算學韓劇里面的主人公，開個餐館。

但如果我是他倆，可真樂不起來。男的29歲——小段，白血病，剛做完骨髓移植，全身上下瘦得沒有二兩肉。眼睛還一直看著他新婚不久的老婆，滿滿的都是愛。我給他進行了詳細的眼科檢查，結果在眼底發現一處白色病灶，邊上還有一絲出血。這病灶挺討厭，離黃斑很近，黃斑就是眼底的心臟，黃斑要是淪陷，眼睛就失明了。

我頓時想起以前看過的武俠小說，大俠接暗器中了毒，毒會蔓延，從手上慢慢擴散，先到手腕，然后是胳膊，最后到心臟就完了，但一般到心臟之前，大俠都能找到某神醫，然后化險為夷。我之所以選擇從醫，也是受了這些神醫的影響，多厲害的大俠到了神醫那里，也得乖乖聽話。神醫才是真正的大神。

現在的問題是，這個病變直接就在黃斑旁邊，一上來就在心臟邊上趴著，這事可讓我犯愁了。小段現在的視力還是不錯的，要是給他冒險治療，最后效果不好，容易賴上我。他完全可以說：“我來的時候，視力是好的，本來不會瞎，是你治瞎的。”那我可就啞口無言了。

如果眼睜睜地看著病變繼續擴展，最后小段自己失明了，我倒是沒責任，可是于心不忍啊。

我和這夫妻倆說了一下，小段可真是個不折不扣的吃貨，眼睛要失明這種事，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只說因為白血病骨髓移植之后，大夫這不讓吃，那不讓吃，所以以后病好了要補回來。頭一個要吃的就是辣白菜，然后和我各種說辣白菜怎么怎么好吃。他老婆也附和，說要和他一起做辣白菜，做好多好多辣白菜，天天吃。

和這兩個沒心沒肺的人溝通，咋整？搞得我自己和自己做斗爭，最后我想，這種人應該不至于有那種壞心眼，所以我決定還是要冒險給他治。

治起來，卻沒那么容易。

首先就是要搞明白到底是什么引起的。書上沒有現成的方案，問其他人也問不到答案，一聽說是骨髓移植后發病的，都皺眉頭。

我這個人也是膽子大，和他商量了一下，就點上麻藥，扎了他的眼球，取了眼內的液體來化驗。當時，老大夫一聽說都嚇得要死，說萬一出血怎么辦，萬一感染怎么辦，他自己全身情況那么差，出點事怎么說得清楚。

打個比方，就像是一個人走到了懸崖邊上，你眼睜睜地看著他要掉下去，你喊不喊他呢？要是不喊他，他自個兒掉下去了，賴不著你，但要是你喊了，他還是掉下去了，那是可以賴上你的——被你嚇得掉下去了。

喊也喊了，后悔也沒有用。我就想辦法，能不能從手里這點眼內液里找出線索，就算是福爾摩斯也發愁，眼內液就只有0.1毫升，就那么一小滴。

捧著這一滴寶貝，我趕緊顛兒顛兒地開始分析免疫力低下的人常見的感染病原微生物種類，上網查微生物基因序列，去實驗室借實時定量PCR儀，找廠家買擴增試劑盒。頭發掉了一把之后，東西都湊齊了。

我大氣都不敢喘，上樣之后，就死盯著機器。

這個小段還真是命好，奇跡出現，結果出來了——巨細胞病毒核酸強陽性。

我趕緊給他眼睛里注射抗病毒藥，別人一看針往眼睛上扎，都嚇得哆嗦，他和沒事人似的，還在那兒念叨著辣白菜呢。我一個南方人，沒吃過辣白菜，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能這么吸引人。當然，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辣白菜和辣條不是一回事。

病變迅速消退了，他的視力保持原樣，沒有任何下降。

兩口子走的時候，還一直吐槽說，每天吃一大把藥，光藥就吃飽了，等以后完全康復了，不用吃藥了，一定要吃回來。敢情有的人活著的唯一希望，就是日后能吃上好吃的。雖然當時的我完全不理解，但后來去了德國之后，一年沒吃著水煮魚和米線，我也有點抓狂。

一晃，十多年就過去了。

有一天，有人加我微信，是一個陌生號碼，說是我的患者，通過了之后，我看了他的朋友圈。

朋友圈發的不是盒飯，就是冷面，還有的是小視頻，一桌的盒飯，基本都是標配，荷包蛋、青菜、五花肉，還有辣白菜。我明白了，這準是外賣店家。

對方發來一段視頻，我雖然猶豫，想省點手機流量，但好奇心還是驅使著我點開了。里面是一個胖子，身上綁著一圈粗繩，后面一個人猛力一推，他從高臺上掉下去了。

恐怖組織？我腦海里的這個念頭一閃而過。

再往后看，底下是一片湖水，他身上那根繩子有彈性，半空中拽著他又彈回來了。

這哥們在蹦極，我看明白了。

他的語音消息發過來了：“陶大夫，還記得我嗎？請你吃辣白菜啊。”

剎那間，“辣白菜”三個字就像開啟宇宙的密鑰，電光火石一般解開我塵封的記憶。

當年骨瘦如柴的人怎么會胖成這樣？

他向我坦白了，賣不掉的外賣和炒剩下的菜，全進了他的肚子。

“你膽子真大呀，都敢蹦極了，視網膜掉下來怕不怕？”

“憋了這么久了，再不蹦，就該憋死了。”

看來這哥們想通了，橫豎都是死，寧可爽死。

“陶大夫，聽說你最近遇到點倒霉的事。我和你說啊，你給我個地址，我給你快遞點辣白菜，特好。”

“我那會兒，要不是你給我把眼睛治好了，真要是瞎了，我已經想好要跳樓了。你看，這不也改跳水了嘛。”

再過一會兒，他老婆的語音消息也傳過來了。

“陶大夫，你還是給他治瞎了算了，我們這小店，早晚得被他吃黃了。”

和身邊的醫生同事閑暇時聊天，說起比較害怕的情況和比較喜歡的情況，基本都有共識。

比較害怕的情況，就是患者或者家屬，輕者一把鼻涕一把淚告訴你，他們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特別困難，家里人都指著把病人救好，要不然一家人都沒法活了；重者甚至下跪不肯起來，除非你答應給他治好。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誰都害怕。

比較喜歡的情況，就是患者或者家屬，自己都不把病當回事，和沒事人一樣，輕描淡寫。

這和愛心、善良無關。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但害怕惹上麻煩，也是人之常情。誰不是有家有口的呢？

疾病和困難一樣，當事人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幫助者的態度。對醫生來說，需要考慮各種可能的后果，疾病并不是“可以被商量的對象”，如同特魯多醫生所說，“有時是治愈，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醫生不能只想著讓疾病手到病除，也要考慮到疾病不能被有效控制，甚至惡化后患者的反應。如果患者和家屬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對治療結果的強烈預期，期望能夠徹底治好，那么醫生就得面臨這種預期落空之后的強烈反差——失望，甚至是報復。就算醫生被脅迫答應下來處理這個難題，在醫治過程中，強大的心理壓力也可能會導致過程失誤，影響醫生對手術或用藥的正常判斷。例如，因為不敢肯定結果百分之百會更好，醫生也許寧可只開更便宜的藥，或者做小手術，讓患者少花錢，這樣醫生需要背負的道德罪名會少一些。

如果患者或家屬表現出來的是很放松的狀態，會給醫生一種感覺：“他自己都不當回事，我怕什么？”“有可能出現不好的結果，既然患者和家屬都沒有反應過激，那我也沒必要神經過敏，過分緊張，放手干吧。”

在三甲醫院，尤其如此。因為疑難重癥主要就是在三甲醫院治療，而這類疾病誰都沒有太大把握，成敗關鍵常常就在于能否鼓起醫生的勇氣。

走出醫院，我們在工作和生活中，會遇到一些討厭的麻煩事，需要求助他人的時候，何嘗不是類似的情況。如果過于緊張和焦慮，是有可能嚇退那些本來可以為我們提供幫助的人的。中午休息的時候，正好同事桌上有瓶飲料，如果特別渴，很想喝的話，千萬別嘟囔“飲料不會過期了吧”，要不然同事準得攔著，“別喝壞了肚子”。

身邊一位“白骨精”（白領、骨干、精英）因為媽媽的青光眼、爸爸的高血壓以及自己的胃炎久病成醫，常年和各類醫生接觸，頗有看病經驗，深得與醫生打交道的真諦。她的總結就是：

“看病的時候，真要想讓大夫好好給你治，千萬別說‘大夫，要是你家里人得了這個病會怎么辦’，你想呀，大夫說話得負責任，治壞了，你得找他算賬，他家里人得病，他怎么治也沒事，治好了治壞了，家里人不會怨他。想讓他把你當自己人，別套他話，能被他感覺出來，那就更別扭了。也別說‘我得回去和

家里人多打幾個電話問問’，更別一上來就刨根問底，顯得自己顧慮很多。你要么裝得和沒事人似的，要么說‘大夫，你先喝口水，我這小病，沒事’。”

九三學社有位前輩——嚴仁英教授，被稱為“中國圍產保健之母”。現在女性懷孕了，孕期做的超聲、化驗以及各項檢查，就是嚴教授主導設計的。但她年輕的時候，曾經悲慘到被打發到廁所去打掃衛生，而且一掃就是十年之久，以至于協和醫院婦產科遇到疑難雜癥，一般醫生解決不了，就會和病人說“到廁所去

找嚴教授”。

后來，動亂時期過去了，她被選為北大醫院名譽院長。她不僅不老老實實地坐辦公室，連醫院都不待著，而是深入田間地頭，騎著自行車在鄉間穿梭，調查當時農村孕產婦的死亡原因，與美國合作推廣葉酸口服預防神經管畸形的項目。過百歲壽辰的時候，在采訪視頻里，嚴教授說了八個字：“能吃能睡，沒心沒肺。”

“能吃能睡，沒心沒肺”這八個字，在小段夫妻倆這兒也創造了奇跡。

花錢賣煩惱

面前的他——寧總，看起來干癟，但是穿衣顯瘦，脫衣有肉，動不動就做幾個引體向上。如果不是因為后來有深入接觸，我絕對想不到他會是隱形富豪。

因為他的一切，都顯得那么普通。

他請我吃的第一頓飯，是炸醬面。

第二頓，我請的他，在醫院食堂。

第三頓，是米粉外賣。

我們在一起，沒有一次吃過天上飛的、水里游的，和山里跑的。

他開的車也不貴，用他的話來說，性價比高。

之所以認識他，是因為他有個特殊的癖好——逛醫院。包括公立醫院，但主要是私立醫院。其實他不是不喜歡公立醫院，用他的話來說，公立醫院的大夫水平高、經驗足，但主要是沒時間和他長聊。私立醫院的大夫時間比較充裕，掛個號，上班可以和他以醫患的身份聊，請個客吃飯，下班可以和他以朋友的身份聊。

他喜歡聊各種人體問題，而且往往跨著醫療技術和社會思考的交叉地帶，所以和一般大夫聊著聊著就沒味道了，這就和吃甘蔗一樣，嚼干了就不甜了。

好不容易遇到我這樣一個醫學知識扎實又飽讀詩書且充滿人文思考的人，他哪能輕易放過。

“陶大夫，你說為什么我爸現在關節疼，有的大夫說打封閉好，有的大夫說不能打封閉？”我和他從糖皮質激素的藥理作用講到藥品的超說明書適應癥，再講到既往醫療法律界定的舉證倒置，他甚滿意。

“陶大夫，你說為什么人的眼睛會先注意到白紙上的黑點，但其實是先看到白紙？”我和他說到了視網膜三級神經元，“ON-OFF”（開關）機制以及長期進化過程中的脊椎動物視覺演化，他甚滿意。

“陶大夫，你說要是去開一家私立醫院，做什么項目好？”我和他分析了醫美和醫療的區別，以及目前各項醫療的收費情況和國家對于民營醫院的扶持政策，他甚滿意。

他說他的偶像是“平頭哥”，后來我才知道那是一種非洲草原上的動物（蜜獾）。“平頭哥，生死看淡，說干就干”，他時不時和我回憶當年他在生意場上叱咤風云，視死如歸。

“那會兒晚上特亢奮，根本睡不著，一晚上抽好幾盒煙。”

“不睡覺都想什么呢？”

“想著怎么簽單子啊，把市場份額都拿到，把競爭對手整垮。”

最后，他們拿到了全國市場96%的份額，成功被上市公司并購，創造了一個商業神話。30多歲的年紀，他就實現了財富自由。

先拿命換錢，換完之后再拿錢續命。他拿到錢之后，煙也戒了，開始養生。

一開始，他對鋪天蓋地的養生貼士和保健產品廣告采取全盤接納的態度。早上起來，先把雙手搓熱，然后搓臉，再叩齒，冷水漱口，接下來拿一個養生槌敲打周身36處大穴。他在健身房里花大錢，請最貴的私人教練，做完有氧做器械，做完器械做拉伸。吃上也講究，炸的一口不吃，有可能致癌的一口不吃，中午吃抗氧化的，晚上吃軟化血管的，每一口食物必須咀嚼36次再咽。喝水也講究，養生壺外面再套一圈磁鐵，因為聽說磁化水有“奇效”，壺里再整點麥飯石。

就是這樣一個人，也有煩惱。因為他覺得自己活得越來越像個機器。于是，經過幾番艱苦卓絕的思想斗爭之后，他決定開始自己尋找養生大法，不再盲從各路“專家”。

“所以，你就開始逛醫院、聊專家了，對嗎？那很多事，專家說法都不一樣，怎么辦？”

“是啊，就拿吃早飯的事來說，有的專家說，早上不能空腹吃雞蛋，我想，那就喝粥吧。結果有的專家說，早上空腹吃碳水化合物不好。我一查，粥就是碳水化合物，那我想，就先喝牛奶吧，結果又有專家說空腹喝牛奶反而對胃不好。”

我好像靈光一現，我感覺我知道秦始皇是怎么死的了——被一群養生專家嘰嘰歪歪“咒”死的。

“你現在咋整？”

“自己搞懂吧，反正時間有的是，國內專家意見不一樣的，我就去國際醫院找老外問。”

不知道為什么，我突然有種時光穿梭感，眼前一會兒是他穿梭在各大醫院之間的景象，一會兒是徐福出海尋仙的畫面，一會兒是西方煉金術士圍著爐子煉丹的場景。

有一次，用他的話來說，他正在去公園找一棵百年老松樹練習“采氣”的路上，突然想起了一個問題，于是，他立即決定拐彎上醫院來找我。他在我這兒玩突然襲擊，但我又不是老松樹，哪有時間接待閑人。當時，我正在眼科病房，對著一個病人發愁呢。

他熟門熟路地自己進了病房醫生辦公室，識趣地乖乖坐在靠門的椅子上，安安靜靜。

那個男病人來自農村，30歲不到的年紀，家里還有兩個孩子上小學。

“我兒在城里跟著裝修隊做事，做油漆工，這病是不是和刷漆有關系？我就說工地做事也挺好的，賺的少一點不打緊。”他媽媽看起來年紀不大，穿著樸素。

“和勞累有關系，和刷油漆關系還真不大，”我解釋道，“現在關鍵是怎么治療的問題。”

“大夫你救救他吧，這么年輕，不能瞎啊。”

“白塞氏病引起的眼病有兩種治療方案：一種是傳統的方案，吃激素，便宜，花不了多少錢，但效果不好，最終失明的人很多，副作用也大，吃藥時間長了，會導致股骨頭壞死、糖尿病、胃潰瘍，一堆事；還有一種是現代方案，副作用少，效果也好，就是貴，一個月下來，要3000塊。”

“這人吃激素吃廢了也不行呀……”他媽媽嘟囔著，然后說著說著就哭了。很顯然，3000塊一個月，對于城里人可能不是太大的問題，但對于他們家應該是很大的負擔。

“媽，咱不治了。”一直不說話的男病人抬起頭來。

“你老婆呢？怎么沒陪你來。要不然和老婆商量商量？”我好奇為什么是他媽陪著來。

他沒吭聲，只是嘆了口氣。

他媽說話了：“發現尿里有血，腰子壞了，在家躺著，大夫說要透析。”

唉，想想就頭大。

我沒有注意寧總什么時候離開了，興許是等的時間太久了。

過了兩天，寧總來電話了，說他這兩天都沒睡好。

“為什么？”我問他。

“那一家子的事，老在我眼前晃悠。”寧總說。

后來，不由分說，他一定要微信轉兩萬給我，讓我給到那家人。

再后來，那家人收下錢后，送來了一袋自己種的花生和玉米，沉甸甸的，非得讓我給到他。

“錢，能解決90%的煩惱，但是不能帶來90%的幸福。”寧總和我說。

仔細想想，我覺得有道理。

“我現在理解，為什么那么多有錢人要做公益了。”寧總笑著對我說。

這句話，我同意一半。的確很多有錢人實現財務自由以后，投身做公益，但我也認識很多家境一般的人，也在堅持做公益，可見自己的私人財富達到了自認為足夠的水平，就可以了。

大學期間，我參加過愛心社，去探訪一位老教授。他的子女都在國外，自己一個人在國內養老。老教授和我們抱怨，他的眼睛看不清，我們也不會看病，就覺得他的眼鏡油乎乎的、臟得很，用洗潔精給洗干凈了——按照化學實驗的標準，水既不聚集成滴，也不成股流下。老教授戴上之后，驚呼“清楚了”，那震驚的表情，我至今難忘。

簡單的付出，就可以提高一個老人的生活質量，那一刻給我帶來的價值感，持續多少年都不會消失。

但同時，也引起我的一個疑惑，為什么眼鏡臟了這么簡單的事，老教授自己發現不了？

直到一年后，我到一家臨終關懷醫院，親眼看見一位老人，扎著小辮，戴著紅花，咿咿呀呀地唱著兒歌，我才深切理會“老小孩”這三個字的含義。

對于老人，我們并不能以大人的標準去要求。

那一年，我的一個研究生拉著我去房山的一個由法國夫妻辦的被遺棄的盲童基地，我們遇到一位來自香港的義工。我問她為什么跑這么遠到北京來做義工，她說她的弟弟就是小時候失明被父母遺棄的，她想在這里幫助其他像她弟弟一樣的小孩。

之后，我參加了國際公益學院的課程學習，班上很多同學做各種各樣的公益項目，大部分人經濟條件都一般。有不少人是因為自己或者身邊的親人出現了問題，所以比別人更懂得痛苦，更理解他人需要幫助的心情。例如自閉癥的家長，他們就創辦了關愛自閉癥兒童的組織，希望能幫助這些家長，讓他們懂得科學的教育方式，并且省出時間來完成自己的工作；LGBT人士就創辦了這類人群的心理支持熱線，當他們感受到孤獨的時候，有懂他們的人給予支持和鼓勵；父母因為心腦血管疾病而意外去世的人，就組織義診，將健康教育課開設到各個農村，減少這類悲劇的發生。

和國際公益學院的同學在一起，學的是怎么要到錢、怎么花掉錢，聽起來是不是很開心。其實一點也不，真把好事做好，挺難的。

做公益，并不會得到物質回報，但可以降低自己的物欲和私欲，精神上得到更好的滿足。

通過公益行為，看到社會更多的維度，修正自己賺錢的價值——不僅僅是為了讓自己過得更好，同時也讓別人過得更好，達到自利和利他的平衡。過度的自利，帶來的并非快樂，反而是負擔。

后來再見到寧總，他說現在沒什么煩惱了，吃什么都覺得香，不發愁吃什么養生食品對身體好了。只不過，他告訴我，他老婆現在一聽說他要來找我，就皺眉頭。

“陶大夫那里，還是少去，太貴！”這是他老婆的原話。

責任編輯：單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