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石壁墻上，用中英日等多國文字鐫刻著“遇難者300000”，它向世人昭示日本侵略者的罪惡，也讓國人銘記曾經遭受的屈辱與傷痛。然而，這場浩劫發生之后的八十年里，不斷有人以種種“理由”質疑死難者是否達到30萬之多，特別是日本右翼勢力，他們通過所謂的“精確考證”，提出20萬人、10萬人、5萬人、3萬人乃至3000人、47人等結論。誠然，死難者數字的消長并不會影響對日軍罪惡行徑的定性；但是，這種質疑行為的根本意圖是，企圖以人數的“不精確”和“不客觀”，來證明事實認定的“不精確”和“不客觀”，進而將南京大屠殺由客觀事實定義為被害者主觀建構的“被害記憶”，從而否定大屠殺事實的存在。因此，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人數的捍衛，不僅關乎歷史事實，更關乎民族尊嚴。事實上，30萬死難者應是指大屠殺死難人數的下限，最直接的根據來自戰后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判決。

屠殺罪行是戰后審判的重要內容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根據國際懲辦戰犯的法律條例與協議規定，戰勝國組織國際法庭和受害國法庭審判戰爭罪行。甲級戰犯由國際法庭收審，如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又稱“東京法庭”）；乙級、丙級戰犯由受害國法庭審判定罪。

東京法庭由中、美、英、蘇等11個國家委派的11名法官組成。中國法官梅汝璈代表中國方面參與審判，擔任中國駐東京法庭代表團團長。該法庭從1946年4月29日開始，對東條英機等28名日本甲級戰犯提起訴訟，至1948年11月12日宣布判決，歷時兩年零六個月。1945年11月，中國在重慶成立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并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太原等城市設立10個軍事法庭，審判日本乙級、丙級戰犯。其中，涉及審判南京大屠殺罪行的軍事法庭是1946年2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學者一般稱為“中國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簡稱“南京法庭”。

由于南京大屠殺是二戰期間法西斯暴行中非常突出的事件，因此東京法庭對于此案的審理特別嚴肅認真。據梅汝璈回憶，他們“花了差不多三個星期的工夫專事聽取來自中國、親歷目睹的中外證人（人數在十名以上）的口頭證言及檢察及被告律師雙方的對質辯難，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書面證詞和有關文件，并且鞫訊了松井石根本人”。

南京法庭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審判主要有兩起案件：一是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谷壽夫案，1947年1月9日立案，被編為“審字第1號”，由石美瑜、宋書同、李元慶、葛紹棠、葉在增5位法官及2位檢察官審理，1947年3月10日宣判。

在南京保衛戰中，谷壽夫率部首先攻破南京中華門，指使和慫恿部屬濫殺無辜，是直接實施屠殺南京軍民的罪魁之一。1946年2月，駐日盟軍應中國政府要求，以戰犯嫌疑者名義逮捕谷壽夫。同年8月1日，谷壽夫與12名乙級戰犯一起被押至中國受審。二是日軍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田中軍吉戰犯案。向井和野田系日軍第十六師團少尉軍官，兩人在進攻南京途中，相約以100人為目標進行殺人比賽。到達南京紫金山時，向井殺了106人，野田殺了105人，分不清誰先殺到100人，于是以150人為新的目標，繼續向南京城內進行砍殺比賽。另一位日軍軍官田中軍吉，曾手執一把名為“助廣”的軍刀，先后殺戮300多名中國人。該案于1947年9月20日立案，被編為“審字第13號”，同年12月18日宣判。

屠殺事實與遇難人數于法有據

東京法庭對松井石根的定罪，從法律上認定了南京大屠殺的事實，而南京法庭對上述兩起案件的判決，則為認定大屠殺死難人數提供了直接依據。

抗戰勝利后，南京市政府、南京市臨時參議會、首都地方法院，成立了“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等機構，對南京大屠殺案進行了專項調查，為東京審判和南京審判提供了大量證據。南京市臨時參議會提交給南京法庭的《南京大屠殺慘案述要》共有2784件調查結文，其中，中華門一帶約占三分之一，有十余萬人被害。

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的《戰犯谷壽夫判決書》，谷壽夫案共記錄集體屠殺28案，零散屠殺858案，無辜軍民被日軍殘殺有案可查者達886起。其中，僅發生在中華門區域的就有378案，占零散屠殺案的43%。3月10日，南京法庭對谷壽夫案作出判決，判決書明確指出：“查屠殺最慘厲之時期，厥為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壽夫部隊駐（南）京之期間內。計于中華門花神廟、寶塔橋、石觀音、下關草鞋峽等處，我被俘虜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并焚尸滅跡者，有單耀亭等十九萬人。此外零散屠殺，其尸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十五萬余具。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

向井敏明、野田毅一案的判決書也提及屠殺遇害者有30余萬人：被俘軍民遭集體殺戮及毀尸滅跡者達19萬人以上，被零星殘殺尸骸經慈善團體掩埋者達15萬人以上，均為該確定判決根據確切證據所認定之事實。

遇難者人數實為30萬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據上述判決，南京法庭不僅判定南京大屠殺死難人數為“三十萬人以上”或“三十余萬人”，還明確指出“三十余萬人的數字”是由“集體屠殺十九萬人”和“零散屠殺十五萬余人”構成。法官考慮到戰場客觀條件和事實認定的難度，沒有簡單地把19萬和15萬相加，而是留有一定的余地，即 “30萬”既是約數，也是確數。所謂約數，是指死難者超過30萬人。所謂確數，是指不少于30萬死難者，或者說“30萬”是下限的數字。此外，判決提到的屠殺30余萬人的時間、地點、加害者、受害對象、加害手段等輔助信息，也印證了認定結果的準確性。

東京法庭對南京大屠殺案的判決，雖然沒有直接將遇難人數認定為30萬，但指出“日軍僅于占領南京后最初的六個星期內，不算大量拋江焚毀的尸體，即屠殺了平民和俘虜二十萬人以上”。“二十萬人以上”究竟是多少? 該法庭沒有作出明確判定，但這個開放性的結論至少說明，東京法庭亦認定20萬僅為遇難者人數下限，而非上限。最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二十萬人以上”的結論尚未計入“大量拋江焚毀的尸體”。

綜上所述 ，完全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對于南京大屠殺死難者人數，南京法庭直接判定為30余萬，東京法庭雖然判定“二十萬人以上”，但考慮到“大量拋江焚毀的尸體”未計算在內，可以說兩個法庭認定的死難者數字基本相近。

此外，30萬死難者僅是日軍在南京犯下的罪惡之一，并非唯一罪行。為期六周的暴行中，除屠戮無辜軍民外，日軍在南京內外發動的掠奪、奸淫和焚燒破壞等罪行同樣是大屠殺的一部分。東京法庭的判決書中指出：日軍“在占領后一個月中，在南京市內發生了二萬起左右的強奸事件……這類的放火在數天以后，就像按照著預定的計劃似的繼續了六個禮拜之久。因此，全市約三分之一都被毀了。”南京法庭在判決書中也明確判定：“查被告在作戰期間，以兇殘手段，縱兵屠殺俘虜及非戰斗人員，并肆施強奸、搶劫、破壞財產等暴行，系違反《海牙陸戰規例》及《戰時俘虜待遇公約》各規定，應構成戰爭罪及違反人道罪。”

因此，對于認定和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而言，“遇難者30萬”不僅是遇難人數的底限，更是判定侵略者暴行、捍衛民族歷史尊嚴的底限，不容任何形式的質疑和挑戰。

責任編輯：郝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