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日報社/觀海新聞6月1日訊 青島市城陽區人民法院今天舉行新聞發布會，通報城陽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工作情況，發布《環境資源審判白皮書（2019年1月-2022年4月）》和典型案例。
發布會通報了城陽法院2019年以來的環資審判工作開展情況。2019年1月至2022年4月，城陽法院共受理環境資源案件248件，審結223件。其中刑事案件45件，審結44件，包括公益訴訟案件8件，已全部審結；民事案件191件，審結170件；行政案件12件，審結9件。
該院近年來推進省級“環資審判機制綜合改革”試點工作，建立專門審判機構。2020年城陽法院正式掛牌設立“環境資源審判庭”，確立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審判機制，同時在青島市生態環境局城陽分局及城陽區自然資源局分別駐點開展巡回審判工作；構建內、外聯動機制。與城陽區檢察院、青島市公安局城陽分局、城陽區自然資源局、青島市生態環境局城陽分局共同建立聯動工作機制，城陽法院內部六部門建立聯席會議制度；積極開展生態環境司法修復。
發布會發布了八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件。希望通過典型案例的發布，提升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對環境資源保護重要性的認識，共同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家園。
案例一：被告人徐某某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一案
——保護野生動物資源，嚴厲打擊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行為
【案情簡介】2019年8月份，被告人徐某某在青島市城陽區春城花園12號樓2單元101室租住處發現一袋羚羊角。2020年3月份，被告徐某某通過網絡查詢得知自己持有的羊角為高鼻羚羊角，遂在百度貼吧用昵稱“風干的羊糞球”賬號發帖出售羚羊角，后與“小穆”通過微信商定以100元每克的價格出售一根重約148克的羚羊角。2020年3月10日，被告徐某某在青島市城陽區某小區東門準備與“小穆”交易時被公安機關查獲，并在該駕駛車輛中查獲3根羚羊角。經鑒定，涉案羚羊角為高鼻羚羊角，高鼻羚羊為國際一級保護物種，單根羊角價值為20 000元。2020年3月12日，山東省森林公安司法鑒定中心出具魯森司鑒字[2020]D038號鑒定書，鑒定意見為涉案27根檢材均為偶蹄目牛科高鼻羚羊角制品。2020年5月8日，華南動物物種環境損害司法鑒定中心受青島市公安局城陽分局委托出具華動司鑒字[2020]第598號司法鑒定意見書，鑒定意見為送檢27根整角為哺乳綱偶蹄目牛科高鼻羚羊屬賽加羚羊的角組織，其余1根內芯無法確定其來源物種。
【審理情況】城陽檢察院對被告人徐某某提起刑事訴訟，同時提起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城陽法院開庭后，合并審理了該起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2020年12月，城陽法院認定被告人徐某某違反國家規定，出售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制品，其行為已構成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罪名成立，量刑建議適當，本院予以確認。被告人徐某某出售1根羚羊角時發現交易現場有警車遂離開現場，構成犯罪未遂；主動交代家中23根羚羊角，并非其非法獲得，系犯罪預備，并結合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等情節，遂判決被告人徐某某犯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判處有期徒刑適用緩刑，并處罰金，責令賠償國家野生動物資源損失，在青島市主流媒體上公開賠禮道歉并承擔相關費用，被告人徐某某表示服判。
【典型意義】生態文明建設已成為當今時代主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關系著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與持續，自然界是由許許多多復雜的生態系統所構成，各系統不僅分別形成獨立穩定的食物鏈，而且各系統之間又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共同保持自然生態平衡，其中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保護是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面對日益嚴峻的野生動物資源保護形勢，必須嚴格執行國家頒布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和各項保護野生動物法規，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偷獵行為，堅決查處和打擊各種偷獵、走私和販運國家保護動物的犯罪分子，實行對瀕危動物的重點保護，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以司法呵護靈動生命，用規則守護優美環境，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家園，貢獻司法力量。
案例二：被告人周某某、侯某某污染環境罪一案
——違規排放含重金屬廢水，嚴懲不貸
【案情簡介】自2020年5月至案發被告人周某某、侯某某在青島市城陽區某飾品商行廠房內進行銅工藝品清洗加工活動，通過私設暗管、滲坑的方式，將產生的廢水未經處理由排水溝直排入生產車間外的沉淀池中，然后外排環境。經青島市生態環境局城陽分局環境監測站監測顯示，該商行外排水滲坑處廢水中總銅濃度為33.2mg/L。2022年1月11日，山東大學法學院張式軍教授受青島市城陽區人民檢察院委托，對涉案排放廢水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進行修復所需相關費用數額出具評估專家意見書，載明生態環境損害修復費用為26 800元。
【審理情況】2022年4月，城陽法院認定被告人周某某、侯某某違反國家規定，通過私設暗管、滲坑等方式逃避監管，排放含銅廢水嚴重污染環境，其行為均構成污染環境罪，同時考慮被告人周某某有自首情節，二被告人均自愿認罪認罰，因此判決被告人周某某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適用緩刑，并處罰金；判決被告人侯某某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適用緩刑，并處罰金，判處被告人周某某、被告人侯某某對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進行修復（已支付修復費用），并禁止在緩刑考驗期內從事與污染環境相關的經營活動。
【典型意義】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水清、天藍、地凈”是每個公民的義務，任何以破壞生態環境、損害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利益為代價的牟利經營活動，絕不可取，也必然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城陽法院選在2022年4月22日第53個“世界地球日”當天，對該案進行公開開庭審理并當庭宣判，以案釋法，并邀請部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新聞媒體等旁聽庭審，體現了人民法院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司法擔當。
案例三：被告人陳某、孫某某、臧某某、劉某某污染環境罪一案
——嚴厲打擊非法拆解處置危廢犯罪行為，保護環境安全
【案情簡介】2019年4月份以來，被告人陳某、臧某某、孫某某三人在沒有環評手續及營業資質的情況下，借用陜西某再生資源有限公司資質，共同出資908 000元承攬青島某公司2G報廢物資回收項目，后三被告人分別雇傭被告人劉某某、蔣某某（另案處理）、孫某某 （另案處理）、耿某某（另案處理）等人，在青島市城陽區大周村村北租賃的一處無名廠房內，將報廢的2G廢棄機柜、廢棄電路板進行拆解處置，已拆解的廢電路板經稱重達11.16噸。根據國家危險廢物名錄（2016新版），廢電路板為HW49類危險廢物。被告人陳某、孫某某、臧某某于2019年6月13日主動至公安機關投案，被告人劉某某于2019年5月30日被公安機關抓獲。
【審理情況】城陽法院認為, 被告人陳某、孫某某、臧某某、劉某某未經政府相關部門許可，非法處置危險廢物，嚴重污染環境，其行為均已構成污染環境罪，結合被告人陳某、孫某某、臧某某具有自首情節，系主犯，被告人劉某某系從犯的情節及四被告人均自愿認罪認罰態度，遂判決：被告人陳某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并適用緩刑，并處罰金；被告人孫某某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并適用緩刑，并處罰金；被告人臧某某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并適用緩刑，并處罰金；被告人劉某某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并適用緩刑，并處罰金，并禁止四被告人陳某、孫某某、臧某某、劉某某在緩刑考驗期內從事與處置危險廢物有關的經營活動。
【典型意義】危險廢物具有腐蝕性、毒性、易燃性、反應性、感染性等危險特性，收集、貯存或處置不當，不僅嚴重威脅生態環境安全，更可能直接危及人體健康甚至生命。近年來，非法處置危險廢物現象屢禁不絕，環境風險日益凸顯，尤其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電子垃圾逐漸成為生產、生活垃圾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必須對非法處置危險廢物的違法犯罪行為進行嚴厲打擊，推動電子垃圾依法有序回收利用，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關于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多渠道回收和集中處理制度的落實。
案例四：被告人矯某某、朱某濫伐林木罪一案
——保護森林資源，促進綠色發展
【案情簡介】2017年2月，被告人矯某某得知青島市城陽區棘洪灘街道某社區經濟適用房北水泥路兩側楊樹可采伐消息，后在無林木采伐許可證的情況下，電話聯系被告人朱某將上述楊樹采伐，伐樹數量69株。經技術鑒定，上述林木材積量為66.18立方米。案發后，被告人矯某某、朱某分別被公安機關傳喚到案，到案后如實供述罪行。
【審理情況】城陽檢察院對被告人矯某某、被告人朱某提起刑事訴訟，城陽法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此案，經審理認為，被告人矯某某、被告人朱某違反森林法的規定，濫伐林木，數量較大，行為構成濫伐林木罪。被告人矯某某、被告人朱某均自愿認罪認罰，積極繳納罰金，且經判前社會調查，均對所居住社區無重大不良影響，可對其宣告緩刑。2021年7月，城陽法院認定矯某某犯濫伐林木罪，判處有期徒刑適用緩刑，并處罰金；認定朱某犯濫伐林木罪，判處有期徒刑適用緩刑，并處罰金。
【典型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綠色發展是構建高質量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林木除具有經濟價值外，還具有涵養水源、防風固沙、調節氣候等生態價值，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有義務保護林業生態環境安全。保護森林資源首先要禁止亂砍濫伐，對于破壞森林生態環境的行為要堅決依法進行嚴肅懲戒。根據法律規定，未經林業行政主管部門及法律規定的其他主管部門批準并核發林木采伐許可證，或者雖持有林木采伐許可證，但違反林木采伐許可規定的時間、數量、樹種或者方式，任意采伐本單位所有或者本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達到一定數量的，構成濫伐林木罪。本案中，被告人矯某某、朱某違反森林法的規定，濫伐林木，數量較大，故對其以濫伐林木罪判處刑罰；但同時，二被告人到案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認罪態度良好，確有悔罪表現，積極繳納罰金。綜合考慮上述情形，對二被告人進行了相應的刑事處罰，體現了懲罰與教育相統一的原則。
案例五：原告劉某某與被告城陽某分局環保行政處罰一案
——依法支持行政機關合理行使處罰裁量權
【案情簡介】2020年11月5日被告城陽某分局在對原告劉某某經營的工藝品加工廠的現場調查中，查實該加工廠從事銅工藝品生產加工，廢水通過暗管外排環境，經采樣檢測，外排廢水中總銅濃度為1.62mg/L，超過了法律規定的排放標準，被告城陽某分局根據《山東省生態環境行政處罰裁量基準》專項裁量表（三）水污染防治類序號8的規定，認定原告廢水類別、違法事實、排污超標狀況、水日排放量、排污去向或區域、違法次數的裁量等級分別為5、5、5、1、1、1，故被告對原告劉某某作出××號《行政處罰決定書》：罰款73萬元。原告劉某某主張被告進行現場檢查時其并未進行加工清洗，也并不存在“私設暗管”的情形，在其已經遞交了聽證申請書情況下，被告未舉行聽證，且其違法行為輕微，被告裁量過重，故要求撤銷××號《行政處罰決定書》。
【審理情況】城陽法院認為，被告作出的被訴《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正確，對原告作出罰款730 000元的行政處罰，裁量適當，故判決駁回了原告劉某某的訴訟請求。原告劉某某不服判決上訴后，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或者責令限制生產、停產整治，并處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報經有批準權的人民政府批準，責令停業、關閉：……”，其中就包含“利用滲井、滲坑、裂隙、溶洞，私設暗管，篡改、偽造監測數據，或者不正常運行水污染防治設施等逃避監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行為，該條規定了環保行政部門的環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為確定自由裁量規則和基準，山東省生態環境廳制定了《山東省生態環境行政處罰裁量基準》，對具體違法行為的情節進行細化、量化以確定是否進行處罰、給予何種處罰以及給予何種幅度處罰的依據，用于規范全省環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該基準主要考慮以下因素：違法行為造成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及社會影響；違法行為當事人的主觀過錯程度；違法行為的具體表現形式；違法行為危害的具體對象；違法行為當事人是初犯還是再犯；改正生態環境違法行為的態度和所采取的改正措施及效果。同類違法行為的情節相同或相似、社會危害程度相當的，行政處罰種類和幅度應當相當。該基準設定了多因子裁量方式，確保裁量結果科學、合理、準確，減少了人為因素干預，并體現了寬嚴相濟處罰精神，有利于鼓勵和引導企業、個人及時改正輕微違法行為，優化服務營商環境。對環保行政部門按照該基準作出的處罰，法院依法應當予以支持。
案例六：原告青島某公司與被告城陽某分局環保行政行為一案
——正確區分行政處罰與行政命令，支持行政機關依法履職
【案情簡介】2019年10月22日，被告城陽某分局在對原告青島某公司的調查中，發現原告未經環保審批、驗收、投入商混、石子加工、洗沙加工生產，故被告作出××號《責令改正違法行為決定書》，責令原告停止生產、改正違法行為。原告青島某公司認為“停止生產、改正違法行為”屬于《行政處罰法》中規定的“責令停產停業”的情形，且被告并未告知原告作出該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也并未告知原告有陳述和申辯的權利，嚴重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權、陳述、申辯權，行政程序嚴重違法；同時原告認為其并不存在被告所認定的違法事實，所作出的行政處罰行為無事實依據，故訴至本院，要求撤銷××號《責令改正違法行為決定書》。
【審理情況】一、二審法院認為，被訴《責令改正違法行為決定書》是一種行政命令性質的具體行政行為，符合《環境行政處罰辦法》的相關規定，該具體行政行為不屬于行政處罰法里面規定的行政處罰的種類，不能適用行政處罰的法定程序。青島某公司主張“城陽某分局未告知其有陳述和申辯的權利、未告知其有申請聽證的權利，程序違法”，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不予采信，故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典型意義】責令改正違法行為與行政處罰的區別。第一，責令改正違法行為與行政處罰概念有別：行政處罰是行政主體對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依法定程序給予的法律制裁；而責令改正違法行為是指行政機關在實施行政處罰的過程中對違法行為人發出的一種作為命令。第二，兩者性質、內容不同：行政處罰是法律制裁，是對違法行為人的人身自由、財產權利的限制和剝奪，是對違法行為人精神和聲譽造成損害的懲戒；而責令改正違法行為，其本身并不是制裁，只是要求違法行為人履行法定義務，停止違法行為，消除不良后果，恢復原狀。第三，兩者的規制角度不同：行政處罰是從懲戒的角度，對行政相對人科處新的義務，以告誡違法行為人不得再違法，否則將受罰；而責令改正違法行為則是命令違法行為人履行既有的法定義務，糾正違法，恢復原狀。
本案屬于環資行政類案件，在處理這類案件時，要依法處理好支持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與保護企業合法經營發展的關系。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是作出行政行為的原則。對于行政機關依法作出的行政行為要堅決支持，在環境保護中要有效且高效的發揮行政處罰的積極作用。與此同時也要充分保護行政相對人的訴訟權利和合法利益。在審理過程中發現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過程中存在不合法、不合理、不規范的行為要及時的予以糾正，必要時要及時的向行政機關提出司法建議，推動依法行政水平的提高。
案例七：原告青島市城陽區某供水處與被告青島某置業有限公司、被告青島某物業服務有限公司供用水合同糾紛一案
——依法確定供用水合同中的水費繳納義務人
【案情簡介】2012年12月28日，青島市城陽區某供水處與被告青島某置業有限公司簽訂《供水用水合同》，約定置業公司向供水處提出申請，辦理新上水手續，用水性質為居民生活用水，用水地點為某小區，原告按規定日期查抄水表，計收水費。2017年9月13日，原告與被告青島某物業服務有限公司簽訂《還款協議書》，約定原告長期向該物業公司（某小區）提供生活用水，青島某置業公司委托該物業公司管理該小區，截止2017年8月30日，該物業公司共欠水費（其中含污水處理費10 537元）共計345 937.7元未結清，經雙方協商一致，該物業公司同意于2017年9月13日前支付原告100 000元，2017年10月30日前支付100 000元，2017年12月30日前結清剩余款項145 937.7元；物業公司按約定支付了水費（含污水處理費），則雙方仍按雙方簽訂的《供水用水合同》履行相關的權利義務。截止2018年5月31日，涉案小區居民用水累計應收水費共計171 564.74元、污水處理費為72 218元。原告因此向本院提起訴訟，要求兩被告連帶支付截止2018年5月31日拖欠的水費243 782.74元（含污水處理費72 218元），并按照合同約定承擔違約責任。
【審理情況】城陽法院認為，涉案小區所欠水費是否應由兩被告承擔連帶支付責任是本案的爭議焦點。經查，涉案小區未實行一戶一表改造，原告對具體業主并不計量到戶，原告的自來水設備只鋪設到小區門口，對進入小區的自來水通過總水表計量，而小區內的供水管網由開發商鋪設，作為小區的公共設施，屬于全體業主共有，因此，供水設施的分界點為總水表處，故對該小區水費的收取，在小區交付之前由開發商負責，在小區交付相關物業服務人、業主之后采取由物業服務人向業主收取，然后由物業服務人向供水公司繳納的方式。根據原告與被告青島某置業有限公司在2012年12月28日簽訂的《供水用水合同》及原告與被告青島某物業服務有限公司在2017年9月13日簽訂的《還款協議書》，亦可以證實，被告某物業公司每月向業主收取水費后支付給原告，由原告開具發票；根據被告某物業公司陳述，其在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間為涉案小區提供物業服務，且該被告在2018年5月份仍向業主收取水費，因此應認定原告與被告某物業公司在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間存在供用水合同關系，對原告要求被告某物業公司支付至2018年5月31日期間欠付的水費及污水處理費的主張予以支持，被告某物業公司應支付原告水費243 782.74元（含污水處理費72 218元）。因原告在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間與被告青島某置業有限公司之間不存在供用水合同關系，原告要求該被告對該期間欠付的水費承擔連帶責任，無事實及法律依據，對此不予支持。對原告要求被告某物業公司承擔違約責任的主張，法院認為，因原告并未提供與該被告簽訂的書面供用水合同，亦未對未按時支付水費應承擔的違約責任作出約定，故對原告該主張不予支持。
【典型意義】本案屬于典型的供用水合同糾紛，供用水合同是供水人向用水人供水，用水人支付水費的合同。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很多小區在建設初期是由開發商向自來水公司申請接水、安裝總水表，并簽訂供用水合同；在建設商品房時開發商分戶安裝水表，在銷售商品房后，委托物業服務企業對所建小區進行物業服務管理。因此在未進行水網改造的情況下，自來水公司并不掌握小區業主分戶水表的使用情況，只能對小區總水表進行結算，因此向終端用水人直接收取水費不存在可行性。而本案中，物業服務公司作為小區的管理者，其掌握小區水表的分戶情況，對每個業主所屬的水表進行抄表，并代收水費，且根據其與供水處簽訂的《還款協議書》也可以看出，物業服務公司對與供水處存在供用水合同關系也是認可的，因此物業公司應作為供用水合同的相對方承擔支付水費的義務。
案例八：原告某居委會與被告青島某養殖有限公司、第三人青島某汽車運輸分公司土地租賃合同糾紛一案
——未簽訂書面租賃合同的為不定期租賃關系，出租人享有隨時解除權
【案情簡介】1996年8月，原告某居委會與第三人某汽車運輸分公司簽訂土地租賃合同，約定第三人租賃原告土地4.5畝，租賃期限20年，每年租賃費2 500元/畝，第三人享有轉租權；租賃期滿后，如第三人不能繼續租用，由雙方協商解決土地資產的處理等問題。2013年12月，第三人與被告某養殖公司簽訂協議書，約定：第三人將涉案土地上的資產轉讓給某養殖公司，第三人與原告的土地租賃合同于2016年9月到期，租賃費已交清；租賃合同到期后，由某養殖公司自行與原告協商續租問題。該協議第三人與被告已經履行。2020年8月，被告某養殖公司向原告某居委會轉賬56 250元，備注租賃費。原告某居委會提起訴訟，以租賃期滿后被告未經其允許占有使用該宗土地、未交納任何費用為由，要求被告某養殖公司騰退涉案土地，同時要求支付土地占有使用費。
【審理情況】城陽法院認為，原告某居委會與第三人汽車運輸分公司簽訂的土地租賃合同合法有效，該合同約定第三人享有轉租權，故其有權將涉案土地轉租給被告某養殖公司（剩余租期內）。租賃期限屆滿后，被告某養殖公司未與原告某居委會就涉案土地租賃事宜達成協議，原告明知租賃合同期滿，未與第三人就固定資產的處理進行協商，也未要求其騰退土地，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原租賃合同繼續有效，但租賃期限為不定期，原告可隨時解除合同。現原告要求騰退土地實際就是要求解除合同，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作為涉案土地的次承租人，在原租賃期限屆滿后，仍占有使用涉案土地，應承擔騰退的義務，原告要求其騰退，法院予以支持。因被告已按土地租賃合同約定的租賃費標準支付了租賃期滿后五年的租賃費，原告再要求其支付占有使用費，不予支持，駁回其該項訴訟請求。
【典型意義】租賃合同是人們在經濟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一種合同。通過租賃，可以充分發揮物的使用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價值，同時滿足承租人與出租人雙方的利益。租賃合同糾紛是法院審理的民事案件中比較常見的一類合同糾紛。《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條規定“租賃期限屆滿，承租人繼續使用租賃物，出租人沒有提出異議的，原租賃合同繼續有效，但是租賃期限為不定期。”按照該條規定，租賃期滿，雙方仍繼續履行，但未簽訂書面租賃合同的，出租人與承租人之間的租賃合同關系被認定為繼續有效，但租賃期限轉為不定期，即雙方之間僅租賃期限的約定與原租賃合同約定存在不同，租賃合同其他條款均應被視為繼續有效，對方均有約束力。第七百三十條規定“當事人對租賃期限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據本法第五百一十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視為不定期租賃；當事人可以隨時解除合同，但是應當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對方。”該條規定的不定期租賃合同與定期合同最顯著的區別是二者的法律效果不同：定期租賃合同中，期限屆滿時承租人必須交還租賃物，否則構成違約，任何一方均受租賃期限的限制，不得隨意解除合同；而不定期租賃合同因為租期不確定，所以交還租賃物的時間也不確定，通過法律規定賦予當事人任意解除權。（青島日報/觀海新聞記者 戴謙 通訊員 史瀟濛）
責任編輯：劉錕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