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油畫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治水傳統的國家，從大禹治水開始，中華兒女與洪水不斷作斗爭的歷史長達四千多年。面對洪水，我們有哪些獨特的治理方式？在治水的長期實踐中，形成了怎樣的民族精神？本報就此對話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王學斌。
洪水來襲，不同民族的人們有不同應對方式
記者：歷史上，人類與洪水的斗爭始于何時？
王學斌：溯源人類與洪水斗爭的歷史，我們不妨從上古時期各民族流傳下來的神話中找尋線索。
原始社會，科學水平低下，人們對于風雨、雷電、洪水等不能作出科學合理的解釋，只能用自身對生活的認知將不了解的自然現象加以神化，從而產生神話。可以說，神話是人類文明早期的一種非常具體、鮮活、樸實的記憶。以大洪水為題材和背景的神話，是世界上流傳范圍最廣的神話類型之一，包括中國、希臘、印度、瑪雅等文明在內，世界上已有近兩百個國家和民族用神話形式記載過歷史上洪水泛濫的情景。
例如在中國，《史記·夏本紀》中有：“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是說大洪水把整個大地淹沒了，到處是滔天的白浪，包圍了高山，漫上了丘陵，實在是愁煞了百姓。古希臘神話中則是這樣描述的：人們只覺得黑色的暴雨敲打著整個世界，黑色的狂風席卷著整個宇宙，黑色的巨浪吞噬著世間的一切。古巴比倫蘇美爾人所作的《史詩》，據傳是根據大洪水的幸存者口述而成，其中寫道：大洪災肆虐了一百五十多天，眼看那里的生靈就要滅絕了，這時從天上飛來一座大山，幸存的人們上了山，成為了新一代蘇美爾人。
研究發現，這些神話中絕大部分洪水暴發時間都基本契合，處于一個區間內。配合現有考古發現及地球氣候變遷史的相關研究，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不同民族“不約而同”記載下的神話故事，應該是有某些史實為依據的。在上古時期，就存在世界性的大洪水。
記者：在不同地區、不同民族間所流傳的洪水神話主要有哪些差異？是否帶有其獨特的文明印記？
王學斌：對照之下很容易發現，中國上古洪水神話與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的洪水神話屬于截然不同的類型。面對洪水，不同民族人們的應對方式是存在差異的。
洪水來襲，西方神話中人們的主要應對方式是尋找或建造避水工具逃生。逃生的方式以諾亞方舟最有代表性。除此之外，還有乘葫蘆、大龜、竹筏或爬上山而逃生的細節差異。
中國的洪水神話中，體現了完全不同的應對方案，用一個字來總結就是“治”。其中最家喻戶曉的要數大禹治水，是說大禹繼承父親鯀的事業，用了十三年平定水患，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比大禹治水更早的是女媧補天。正如范文瀾先生所說：“許多古老民族都說遠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災。獨在黃炎族神話里說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
中外神話中關于洪水的不同敘述，說明這是根植于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上產生的歷史記憶。地理環境、生產方式等對早期人類社會乃至價值觀的影響非常明顯，所以在不同地區才會形成不同的民族性格、思維方式。
這種獨特性與差異性非常可貴，恰恰說明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是百花齊放、多元并進的。我們不應賦予其對抗意義，它們都是人類面對巨大自然災害的一種應對方式。災難來臨時，只要能挺過來、延續下去的文明，都有頑強的生命力，有其值得學習的地方。面對燦爛的人類文明，我們應當用動態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待文化差異；在發現各自獨特性的同時，也應當增強彼此在一些文明共識上的包容和理解。
歷史上的治水實踐加速了中華文明的進程
記者：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歷史始終貫穿著治水抗洪的斗爭。您如何理解我們歷史上的治水活動和實踐？
王學斌：歷史上的治水實踐不僅塑造了英雄，鑄造了民族精神，還加速了中華文明的進程。
長江、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華夏農耕文明高度依賴灌溉。大禹治水，疏通了九州河川，筑起了九州大澤的堤壩：“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鐘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鄣九澤……”人們能夠安居樂業，物質也豐厚起來，為文明的產生奠定了物質基礎。
治理洪水如此龐大的工程，需要許多人共同團結協作，這不僅需要共同的信念，更需要強有力的組織來協調。由于治理洪水的需要，在安排氏族成員進行分工合作的時候，逐步產生了凌駕于一般氏族部落的權力機構。禹在治理洪水過程中，逐步成為氏族的核心人物，最終被推選為首領。可以說，大禹治水無論從政治經濟上，還是在文化上都對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幾千年來，通過治理江河，人們逐漸在平原地區居住，進而開拓疆土、繁衍人口、發展經濟，推進社會進步。大規模的水利灌溉建設使水旱災害區變為沃野千里的糧食供應基地和基本經濟區。“興水利，而后有農功；有農功，而后裕國”，深刻闡明了治水、農業生產與國家經濟進而與國家政治穩定的關系。
此外，在陸上交通不發達的古代，水運興衰成為社會政治穩定、國家興衰的重要因素。中國一大批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內河航運發展起來的，乃至出現了“依水建城，以水興城”的現象。運河沿岸原有的城市如揚州、南京、蘇州、杭州、北京等更加繁榮，天津、徐州、濟寧等城市亦因河而興，這些城市通過運河將城市文明輻射到四面八方。
近代以來，舊中國國力衰敗、政府腐敗無能，治河無力，長江、黃河、淮河堤防多次決口，水患頻頻，民不聊生。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就十分重視修塘筑壩、興修水利。新中國成立后，水利建設被列在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首位。黨中央先后提出許多治理、開發、保護江河的戰略目標，從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到改革開放后，荊江分洪工程、三門峽、龍羊峽、引灤入津、葛洲壩、引黃濟青、小浪底、長江三峽、南水北調，一大批重點水利工程陸續建設投入運行，為保護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安全，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治水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記者：中華民族在和洪水作斗爭的過程中，形成了哪些獨特的民族精神，對當今有何啟發？
王學斌：長期以來，先民在與洪水艱苦卓絕的斗爭中，錘煉鑄就了獨特的民族精神，這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是以民為本、無私奉獻。神話中天帝派鯀、禹治水，還民安樂，就是民本思想的體現。《墨子·兼愛》指出，禹治水土“（西）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以利冀州之民”“（南）以利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當舜問到禹的治水經驗時，他回答得極為簡潔：“予何言！予思日孳孳。”他告訴舜帝，自從接任司空之職以來，什么別的都沒想，只是每天孜孜不倦地把治水工作做好。以民為本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治水者在治水為民的過程中孕育了舍己為人、自我犧牲的博大情懷。
二是自強不息、敢于斗爭。中國人自古以來既敬畏大自然，同時也堅信人定勝天。戰國時期，李冰修建的都江堰工程，使川西平原成為“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的天府之國。在他的治水計劃中，開鑿玉壘山是其中關鍵的一環。然而，由于玉壘山體極其堅硬，開鑿過程雖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卻依舊進度緩慢，這使人們開始質疑開山工程的現實性。但李冰并沒有放棄，他日夜堅守在施工現場，并堅信只要能夠突破現實困境，工程終將取得成功。《史記·河渠書》載“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崖峻險阻，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就是指李冰在沒有火藥的情況下，以火燒石，使巖石爆裂，終于花費數年時間在玉壘山鑿出了一條豁口，這就是都江堰非常有名的“寶瓶口”。可以說，從不屈服、不畏艱險、奮起抗爭……正是中國人身上這樣的崇高人格力量和堅強生命意志，讓包括洪水在內的各種災害最終得以平息。
三是尊重自然、天人合一。古人的治水理念中，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對自然的尊重始終占據著首要的位置。例如蘇軾在杭州疏浚西湖、修建蘇堤，他認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單純地靠修堤防水是不夠的，人們還必須從科學的角度去認識治水，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而應該著眼于長遠，著眼于生態，著眼于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今天我們仍然需要學習古人的一份赤子之心和敬畏之心，要尊重自然，一方面不要破壞和過度開發，一方面要善于理解、順應和利用自然規律。
四是團結一心、眾志成城。古人在治水過程中，總是能團結起眾人的力量。例如大禹，他身邊不僅有伯益、后稷等賢人相助，且每到一個地方，都親自去各個部落發動民眾參與治水。治水時，所有人包括禹皆食粗糧，穿短打布衣，住茅草屋。又如，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向在瓠子（今河南省濮陽縣西南）決口二十多年的黃河發動了前所未有的堵口之役。從《史記·河渠書》中記錄來看，漢武帝親自參與、指揮了堵口行動，數十萬治河的將士與民夫，不論身份高低官職大小，都扛著柴草往決口處填塞，萬眾呼唱，團結一心，場面蔚為壯觀。在中國人的精神譜系中，國與家、社會與個人密不可分，漫長歲月中，無數次天災戰禍、興衰危亡，早已塑造了我們同風共雨、守望相助的“共同體”情感，塑造了我們強調集體利益、強調個體責任的價值觀念。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在干部群眾的舍生忘死、頑強奮斗中，我們同樣一次次戰勝了肆虐的洪水、贏得了抗洪搶險的勝利，最大程度保護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在一次又一次與水旱災害的斗爭中，在一個又一個宏偉的水利工程的建設中，我們積淀出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不怕困難、頑強拼搏，堅韌不拔、敢于勝利的精神，成為中華民族一種新的精神力量。今天，無論是再次面對嚴峻汛情的考驗，或是前路上的任何風險挑戰，這些精神力量都是我們的寶貴財富，我們有絕對的信心消除水患、保民平安，戰勝困難、勇往直前。
責任編輯：程雪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