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道歉，是郭敬明的一部分；道歉，更像是于正對郭敬明的抄襲。
郭敬明道歉，對于八零后一代來說是一個標志性事件。青春落幕，“弱冠小四”已經(jīng)凋謝在他的時代：倔強、敏感、脆弱性、感官饑渴、敢于天下人為敵、以韓寒終生對手的形象矗立。在2020之后，活下來的是“不惑郭敬明”，正如“不惑之年八零后”一樣：彈性的立場、精致的算計、全天候的利己。抄襲道歉，天經(jīng)地義。區(qū)別在于，15年前未發(fā)生的道歉意味著坍塌，意味著抽掉了郭敬明地基里的一塊基石。而14年后發(fā)生的道歉意味著成年人的示弱和戰(zhàn)略，“道歉”本身對郭敬明商業(yè)價值的損害有限，而從戰(zhàn)略上說，道歉、成立反剽竊基金之后，郭敬明“哀兵”之勢已經(jīng)讓宋方金領(lǐng)銜的抵制聯(lián)盟找不到共識基礎了。
平心而論，受眾很難接受偶像的道歉，更多是出于對道歉的恐懼。讓普通人認錯好難，何況是名人。朱自清不認錯，有了《背影》。成龍認錯了，還是不斷有人拿“全世界男人都會犯的錯”來敲打他。在“不認錯”三個字背后隱藏的，是社會心理并未成熟到全面接納的地步：我們常常在歐美電視劇里看到家長向孩子、高位者向卑微者“say sorry”，道歉來就是社會生活里的標準流程。或者說，我們不相信“道歉”這件事的糾偏功能：道歉到底是污點還是洗衣粉？如果把道歉當成終生污點，郭敬明、于正肯定會等到這件事放冷了、放涼了、放到發(fā)霉了才去解決；如果認錯能消解、翻篇，成為文化事件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說明我們對明星的認知度有了新的提高：他只是個被粉絲擁戴的普通人而已。
明星存在的意義，不止是讓粉絲膜拜；在現(xiàn)代社會里，明星的遭遇會帶給受眾心理極大的宣示意義。在重重壓力之下，郭敬明、于正道歉了。那么，什么時候公眾向陳冠希道歉呢？什么時候郭德綱會因為相聲里對鐘欣潼的諷刺道歉呢？回頭想想，“艷照門”之后席卷全國的嘲罵合理性在哪里呢？大眾用義憤填膺和道德感碾壓了陳冠希的事業(yè)前途，時隔十多年，有沒有在這件事上反思過呢？在郭敬明、于震道歉事件里，很多人不自覺地站在了被道歉的一方：在明星事業(yè)順利時站在屈膝膜拜的一方，在明星被群嘲時站在義憤填膺的一方，這是一個成熟者的心態(tài)嗎？明星只配道歉，不配被道歉嗎？
《新概念英語》里有一個笑話：廚師丟了錢包，小偷第二天從門縫里歸還了一半的賊贓，附了張紙條：“一個賊，不過我是一個50%的賊”，過了一周歸還了另一半的一半。陸陸續(xù)續(xù)幾個月，小偷歸還了最后一筆錢，附帶留言：現(xiàn)在我是百分百的誠實人了。先交罰款再道歉，郭敬明、于正終于完成了法律規(guī)定的贖罪動作，讓2020在結(jié)尾處松了一口氣。我們還將遇見時光竊賊，遇見那些希望通過時間來消磨其惡行嚴重性的反面人物，但我們也應看到，一個成熟社會需要有道歉——原諒、懲罰——釋放的機制，否則我們看看自己再看看偶像，只能看見帶百分比的誠實人各懷鬼胎地混在一起。 （青島日報/觀海新聞記者 米荊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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