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不一定非要有個目的，而且最好是沒有任何目的，讀書本身就是目的。讀書本身帶來內心的滿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別人看了，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價值都沒有，但對我來說，過程本身就是最大的價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標準來衡量的。 ”

——何兆武

5月28日，歷史學家、翻譯家、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何兆武出生于1921年，1943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歷史系；1986年起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長期從事歷史理論、歷史哲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譯作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著有《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哲學》等。何兆武先生對國內思想史和歷史哲學研究領域的開辟和推進功不可沒，因其在西方思想文化經典翻譯方面的重大貢獻，2015年獲得“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何兆武的口述史《上學記》在讀者中影響很大，《上學記》寫的是何兆武先生1949年的求學生涯，其中西南聯大的七年是主要內容。何先生以治哲學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蘊，以謙和率真的學者姿態，以歷史親歷者的回憶和感受，講述在特殊的年代，尤其是抗戰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識和風雅。該書出版后好評如潮，當然也引起了一些爭議。但何先生說：“為尊者諱、為賢者諱，并不是真正對人的尊重。一個人的思想本來是活潑的、與時俱進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種思想上的木乃伊，讓人去頂禮膜拜呢？ ”

對于今天的讀者而言，《上學記》不止是一本口述史，更是一本打開歷史之門、知識之門，乃至真理之門和思想之門的啟蒙之書。文史學者劉超曾評價稱：“這部‘濃縮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心靈史’的隨筆，一經推出即受到多方矚目，除了讓人了解民國教育及一代學人的成長歷程外，也讓人們反思當下教育的種種困境。 ”

雖然何兆武是著作等身的大家，但他在接受采訪時卻一再強調自己是個“廢人”。他說，一個人可以活到老學到老，但不能進步到老。換句說，人是有極限的。 “所以，我們這一代人是報廢的，比我年輕的那一代人基本上也是報廢了的。 ”何兆武的弟子、清華大學副校長、歷史學者彭剛這樣解釋：“何先生的性格真誠而平和，他的這種自我評價，也同樣如此。一個人在年輕時候做好了從事學術工作的充足準備，但是在他三十多歲開始直到年近六旬這一段學術生涯的黃金時代，在一個學者最有精力和創造力的年齡段，恰恰是碰上了政治運動頻繁、學術發展停滯的時代。所謂‘報廢’，絕非自謙，在我看來滿懷沉痛和無奈。 ”

《上學記》節選

我一直都這樣認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比如念這個對我沒多大用處，拿不到博士，也找不著好工作，那我就不干了。當然這樣想也不算錯，但那是另外一種作風。從中學開始，很多年我都不大用功，這大概與我自由散漫的習慣有關系，也可以說跟自己的人生觀有關系。在我看來，讀書最大的樂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滿足，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種世俗的榮譽。假如不是很有興趣，又要付出很大的犧牲，我覺得犯不上。或者說，太功利就喪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償失。

一個人的精神生活，不僅僅是邏輯的、理智的，不僅僅是科學的，還有另外一個天地，同樣給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滿足。我想信仰宗教的人大概也有這種感情，這是不能用理智來論證的。我們的科學僅限于邏輯推論的范圍之內，其實在純理范圍之外還有廣闊的天地，還另有一個精神世界，就像《王子復仇記》中哈姆雷特對好友Horatio說的一句話：“這個廣大的世界，許多東西不是你那可憐的哲學所能想象得到的。 ”

《戀愛與犧牲》是我讀到的莫羅阿的第一本書，傅雷選了他四篇傳記小說，書名也是后起的。這本書我非常之欣賞，因為它改變了我們通常對人生的看法，仿佛為我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中國的文化傳統是道德本位、倫理掛帥的人生觀，政治是倫理道德的核心，倫理道德是政治的擴大。所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就是從善惡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評判人。如果一個人是好人，就好得不得了，拼命美化他，要是壞人就臭得不得了，使勁罵他。這是非常簡單的二分法，太狹隘了。但莫羅阿幾乎同情每一個人，甚至一切人都是可愛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觀海新聞/青島早報記者 周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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