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不一定非要有個目的，而且最好是沒有任何目的，讀書本身就是目的。讀書本身帶來內(nèi)心的滿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別人看了，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價值都沒有，但對我來說，過程本身就是最大的價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標準來衡量的。 ”

——何兆武

5月28日，歷史學家、翻譯家、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何兆武出生于1921年，1943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1986年起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長期從事歷史理論、歷史哲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經(jīng)典著作的翻譯工作。譯作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著有《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哲學》等。何兆武先生對國內(nèi)思想史和歷史哲學研究領(lǐng)域的開辟和推進功不可沒，因其在西方思想文化經(jīng)典翻譯方面的重大貢獻，2015年獲得“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何兆武的口述史《上學記》在讀者中影響很大，《上學記》寫的是何兆武先生1949年的求學生涯，其中西南聯(lián)大的七年是主要內(nèi)容。何先生以治哲學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蘊，以謙和率真的學者姿態(tài)，以歷史親歷者的回憶和感受，講述在特殊的年代，尤其是抗戰(zhàn)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識和風雅。該書出版后好評如潮，當然也引起了一些爭議。但何先生說：“為尊者諱、為賢者諱，并不是真正對人的尊重。一個人的思想本來是活潑的、與時俱進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種思想上的木乃伊，讓人去頂禮膜拜呢？ ”

對于今天的讀者而言，《上學記》不止是一本口述史，更是一本打開歷史之門、知識之門，乃至真理之門和思想之門的啟蒙之書。文史學者劉超曾評價稱：“這部‘濃縮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心靈史’的隨筆，一經(jīng)推出即受到多方矚目，除了讓人了解民國教育及一代學人的成長歷程外，也讓人們反思當下教育的種種困境。 ”

雖然何兆武是著作等身的大家，但他在接受采訪時卻一再強調(diào)自己是個“廢人”。他說，一個人可以活到老學到老，但不能進步到老。換句說，人是有極限的。 “所以，我們這一代人是報廢的，比我年輕的那一代人基本上也是報廢了的。 ”何兆武的弟子、清華大學副校長、歷史學者彭剛這樣解釋：“何先生的性格真誠而平和，他的這種自我評價，也同樣如此。一個人在年輕時候做好了從事學術(shù)工作的充足準備，但是在他三十多歲開始直到年近六旬這一段學術(shù)生涯的黃金時代，在一個學者最有精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年齡段，恰恰是碰上了政治運動頻繁、學術(shù)發(fā)展停滯的時代。所謂‘報廢’，絕非自謙，在我看來滿懷沉痛和無奈。 ”

《上學記》節(jié)選

我一直都這樣認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比如念這個對我沒多大用處，拿不到博士，也找不著好工作，那我就不干了。當然這樣想也不算錯，但那是另外一種作風。從中學開始，很多年我都不大用功，這大概與我自由散漫的習慣有關(guān)系，也可以說跟自己的人生觀有關(guān)系。在我看來，讀書最大的樂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滿足，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種世俗的榮譽。假如不是很有興趣，又要付出很大的犧牲，我覺得犯不上。或者說，太功利就喪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償失。

一個人的精神生活，不僅僅是邏輯的、理智的，不僅僅是科學的，還有另外一個天地，同樣給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滿足。我想信仰宗教的人大概也有這種感情，這是不能用理智來論證的。我們的科學僅限于邏輯推論的范圍之內(nèi)，其實在純理范圍之外還有廣闊的天地，還另有一個精神世界，就像《王子復仇記》中哈姆雷特對好友Horatio說的一句話：“這個廣大的世界，許多東西不是你那可憐的哲學所能想象得到的。 ”

《戀愛與犧牲》是我讀到的莫羅阿的第一本書，傅雷選了他四篇傳記小說，書名也是后起的。這本書我非常之欣賞，因為它改變了我們通常對人生的看法，仿佛為我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是道德本位、倫理掛帥的人生觀，政治是倫理道德的核心，倫理道德是政治的擴大。所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就是從善惡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評判人。如果一個人是好人，就好得不得了，拼命美化他，要是壞人就臭得不得了，使勁罵他。這是非常簡單的二分法，太狹隘了。但莫羅阿幾乎同情每一個人，甚至一切人都是可愛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觀海新聞/青島早報記者 周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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