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瞭望智庫》發布文章《李大釗曾寫下兩個字，這個組織的威力100年都沒變過！》，聚焦威海工會探尋助力鄉村振興之路。以下為報道全文——
百年前，李大釗在長辛店啟蒙“工人是天”，隨后在鄧中夏的領導下，鐵路工人們走出車間，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長辛店鐵路工人罷工，為自己爭取合法權益。
幾十年前，工會運動轉移到井岡山、瑞金、延安等農村地區，致力于根據地和解放區工業建設，為新中國奠基。
2020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脫貧攻堅取得勝利后，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是“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
工會組織能為鄉村振興做什么？山東威海總工會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工會組織具有深深根植于廣大職工群眾的基層組織網絡優勢，是黨聯系廣大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新時代工會應發揮自身作用，逐步探索出工會助力鄉村振興的有益路徑。”威海市總工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吳宏飛這樣說。
大水泊鎮，這個總人口才4萬人的小鎮上，正在發生著一幅讓人驚嘆的奇景，撲在田間地頭的是北大、清華、北航等知名院校的教授，開堂授課的是首屈一指的三農專家，改造農房的是譽滿國內外的設計師……
初村鎮五十一號農場中，旅游觀光、電商銷售讓身兼數職的投身鄉村的年輕“新農人”們忙并快樂著。
越來越多的農民化身產業工人，在勞動競賽、技能培訓中擁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在企業中發揮自己的力量，形成“共促企業發展，共享發展成果”的良性循環。
威海工會是如何探尋出一條助力鄉村振興的道路的？或許我們能從中國工會光輝百年的歷程中一探究竟。
它從紅色中來
1920年8月22日，陳獨秀在《勞動界》上發表《真的工人團體》一文指出：工人要想改進自己的境遇，不結團體固然是不行。
“覺悟的工人呵！趕快另外自己聯合起來，組織真的工人團體呵！”
同年11月21日，在風起云涌的上海，紡織工人、機械工人、船廠工人們紛紛走出車間，在李中、陳文煥等人的組織下，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工會——上海機器工會。
而在北京，另一個工人團體也登上歷史舞臺。
“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熱血，為它犧牲。要把強權制度一切消除盡，記取五月一日之良辰”。
20世紀50年代，長辛店機車車輛修理工廠工人在檢查修好的貨車。新華社
1921 年 5 月 1 日，千余人在北京長辛店集會，高唱《五一紀念歌》。除本地鐵路工人，還有來自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和學生代表。這次大會做出了一項最重要的決議——恢復工會。
就在2個月前，長辛店機務、工務、車務三處三千多名工人因生活困難、入不敷出，在勞動補習學校教員賈祝年的領導下，向路局提出加薪要求，但是未獲成功。這再次讓工人們認識到結成團體進行斗爭的必要性。
當時，許多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和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擔任兼職教員。教員們不僅教授工人文化知識，還深入淺出地宣傳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理論。李大釗就是其中一位。
“工人的工字，上邊一橫是天，下邊一橫是地，中間的一豎是工人，工人頂天立地，工人就是最偉大的階級。”
次年8月，長辛店鐵路工人舉行罷工，路局被迫答應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資、“短牌”改“長牌”等條件。
2021年6月1日，在長辛店二七紀念館，少年兒童參觀“北方的紅星——長辛店與中國工人運動”主題展。新華社
中國工人力量是不容小覷的。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勞工群體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新興社會結構性力量。雖然中國工人階級在存量方面并不具明顯優勢，卻蘊含中國革命的巨大勢能。“他們失了生產手段，剩下兩手，絕了發財的望，又受著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的極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們特別能戰斗。”
五四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展示力量，為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提供階級基礎。革命工會早于黨組織成立，這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可以迅即將革命工會納入政黨體系中，革命工會成為中國共產黨政治戰略及此后革命運動的重要組織力量。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部署建黨后的工作，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領導、組織和推進工人運動，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
在中共一大召開后一個月內，第一個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機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并逐漸成為全國工人運動的總機關和領導者。勞動組合書記部及其五處分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迅速把工人運動的火種散播全國各地，一時間“揚起赤旗三百萬，攪得周天火熱”。在1925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前，勞動組合書記部是組織和領導工人斗爭的重要角色。
從“自在”走向“自為”
其實，早在19世紀下半葉，中國就已經出現了早期工人自發的斗爭。
1868年10月，上海英資耶松船廠廣東籍工人為反對降低工資舉行罷工。當時，工人階級的斗爭精神雖不屈不撓，但自發行為力量有限。而且，渴望擺脫壓迫和剝削的工人對自身權益和維權方法認識不足，在與資本家的斗爭中長期處于劣勢。
工會成立后，工人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娘家人”，從“自在階級”走向“自為階級”，自覺地進行全國性的工人運動，自發地投入到國民大革命中。
1916年，福建福州人王荷波在浦鎮機廠做鉗工。此前，他在沙皇俄國統治下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做過苦力，在日本人開辦的大連鐵道工場干過勞工。他熱心為工人辦事，深得工人愛戴。
1921年3月14日，浦鎮機廠工會成立，王荷波被選為會長。這年冬天，貨幣貶值、物價暴漲，工人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王荷波代表廠工會向鐵路局提出增加工資、發給御寒棉衣等11條要求，遭到拒絕。
王荷波不顧個人生命安危，趁津浦路特別快車進站時，帶領60多名工人高舉“饑寒交迫，無人問津”“工人死活，有誰關照”的標語，臥軌請愿。后來談判未果，他又只身前往北京，據理力爭，迫使北洋政府答應工人的合理要求。
1922年6月，王荷波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三大上，王荷波成為中央委員，后被增補為中央局委員，成為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
另一條鐵路上，工人運動也如火如荼。
京奉鐵路唐山制造廠是我國最早建立的鐵路工廠，工廠主要管理職務均由英國人擔任。他們保留了各種剝削制度，如包工頭克扣工人工資、少記工、罰工等，廣大工人處境凄慘。特別是擔負繁重體力勞動的小工，每日工資只有2角。加之連年戰爭、物價高漲，工人生計日益艱難，急切要求改善待遇。
面對工人的合理要求，唐山制造廠副廠長揚言：“你們工人不好好干活，不開除你們就不錯了。現在你們還要求增加工錢，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憤怒讓工人們異口同聲：“罷工對待！”
隨即，京奉鐵路唐山制造廠的3000余名工人，在鄧培的領導下宣布罷工。在斗爭過程中，工人們爭著參加工會，會員很快增加到2000多人。
到了第8天，京奉鐵路局害怕罷工久了、損失更大，終于答應了工人們提出的大部分條件。工人齊集車站，鳴汽笛20分鐘，奏樂歡慶勝利。
1937年拍攝的京奉鐵路正陽門東車站。新華社
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形成第一次高潮。期間，爆發了100多次罷工斗爭，大部分是黨組織或黨領導的工會組織直接發動的，30萬以上工人參與其中。
地方和產業工會的興起，也為全國總工會的成立奠定了良好基礎。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東大學禮堂開幕，中華全國總工會正式成立。
轉型與挑戰
中國工會運動起源和發展于中國工人階級聚集的大都市。由于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工會運動后轉移到井岡山、瑞金、延安等農村地區，致力于根據地和解放區工業建設，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等做出重要貢獻。革命勝利后，中國工會運動又由農村轉向城市，致力于新中國建設和發展，帶領中國工人階級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軍。
1957年12月11日，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陜西代表小組舉行的小組會。新華社
1957年12月，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后，工會積極組織和推動增產節約、勞動競賽、合理化建議、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等群眾生產活動，促進生產水平提高和社會風氣改善。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將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互交織賦予了中國工會雙重角色。一方面，工會扮演著“橋梁”的角色，被視為黨和政府職能在企業內部的延伸，肩負著維護國家穩定發展的責任。另一方面，工會扮演著“家長”的角色，在維護勞動者權益等方面承擔起責任。
在之后的發展歷程中，工會也面臨諸多挑戰。尤其是近幾年來，伴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工會的工作對象也更加多元。
以貨車司機、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配送員等為代表的新業態就業群體大量涌現，成為我國職工隊伍的新生力量。2020年，我國共享經濟服務提供者約為8400萬人。這對工會整合不同層次職工需求、協調職工隊伍內部不同利益群體關系、保障平臺網絡勞動者合法權益提出了新的課題。
除此之外，在工會工作中還有一個龐大的群體不容忽視——農民工和廣大農村地區涌現出來的越來越多的職業農民。
2014年，在我國體制內部門，職工入會率高達96.3%，幾乎全覆蓋。在體制外部門，勞動者入會率也可達86.8%。相比而言，農民工入會率僅為40.1%。
2016年9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印發《農民工工作規劃（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實現農民工入會率達55%以上的目標。
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發布。文件指出，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讓廣大農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迫切需要可以歸結為三點：
首先是農民職業化的需要。
新產業、新業態的從業人員越來越多，傳統意義的農民將迅速被職業農民取代。這些快速成長起來的農業產業職工亟需組織、引導、提升、保障。
其次是農業產業化的需要。
“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農業被規模化、機械化、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現代農業取代，各類新型涉農經濟組織、合作組織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這些組織亟需在企業文化建設、創新創業、安全生產、和諧企業建設等方面的引導和幫助。
最后是農村社區化的需要。
新農村是圍繞涉農資源而進行生產、生活、服務的各類組織聚集區，具有城市社區性質。特別是群眾組織的進入，將豐富和完善社區功能，促進區域和諧穩定。
“三新” 領域職工隊伍規模之大、發展變化之快、權益維護需要之強烈，急需工會組織應勢而變。《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促進法》明確規定，“各級人民政府鼓勵、支持人民團體、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等社會各方面參與鄉村振興促進相關活動”，這為工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提供了法律依據。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實施，農業、農村、農民工作將發生巨大改變，工會組織有責任和義務保障新職工權益，服務新產業發展，助力新農村建設。”
談及威海“匯聚工會力量·助力鄉村振興”行動工作的初衷吳宏飛這樣說。
新農人
廣闊天地大有可為
2020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脫貧攻堅取得勝利后，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是“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
工會作為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如何結合職能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發揮作用，這是必須破解的一道新命題。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實施，更多職工進入到鎮域，進入到涉農產業，越來越多的農民成為產業工人，也就是我們說的新職工。作為唯一對職工群體進行全覆蓋的群團組織，工會有義務把鄉村振興過程中產生的新職工，通過政治思想引領、技術能力提升、維護合法權益、關心關愛服務等措施，匯聚起來推動鄉村振興。
進入新時代，中國工人運動最具特色也最具社會威力的工作方法或者說“靈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正在基層“復活”……
威海榮成，被譽為“中國海帶之都”，其海帶養殖面積和產量均居全國前列，年均出產海帶占全省總產量的80%以上，約占全國產量的50%。
4月到7月份是當地的海帶收獲季，每到這時，榮成俚島鎮的碼頭總會一片繁忙。養殖工人每天凌晨三、四點就身穿塑料圍裙或水衣、腳著長筒水鞋，井然有序地開始工作。在搶收季，許多海帶工一天要來回4次，一個來回就得兩個多小時。
在拖船的牽引下，一串串載滿金燦燦海帶的舢板從養殖區靠岸卸船，再拉到晾曬場上晾曬。
山東威海俚島鎮海帶工人滿載海帶駛向碼頭
榮成紫外線非常強烈，夾雜鹽分的海風經年不停，把人的皮膚吹干、吹紅、吹裂。以前當地流傳著“要想死得快，就去曬海帶”的說法，可見其辛苦程度。
為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俚島鎮總工會將鎮域內鮑魚、海帶等海上養殖獨立工會組織全部納入工會聯合會，并在組織職工助力鎮域“三個中心”建設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開展農民工技能培訓及勞動競賽。
過去，養殖單位技能培訓各自為政，不愿意在培訓職工技能提升上下功夫。養殖行業工會聯合會成立后，工會發揮組織職工技能培訓資源優勢，適時組織有關院校、科研機構等專家，根據養殖行業特點制定培訓方案，為職工開展海帶育苗、鮑魚分揀、龍須菜養殖等技能培訓，不僅提高職工綜合技能水平，也節省了企業和職工的時間。
同時，根據季節變化，工會組織養殖行業農民工開展龍須菜夾苗、系海帶扣、鮑魚分揀等技能競賽，互相切磋、互相學習，提升技能水平，引導農民工在工會助力鄉村振興工作中貢獻智慧和力量。
2021年威海臨港區農林水產業工會舉辦第四期“田間課堂”果蔬病蟲害防治培訓班。
二是切實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
養殖行業工會聯合會成立前，外地農民工處于分散狀態，權益得不到充分維護。養殖行業工會聯合會采取“上下”聯動工作機制。“上”，指工會聯合會牽頭，與各養殖企業通過集體協商，從計件工資標準、勞動時間、勞動強度、職工福利等方面，在保持勞動關系和諧穩定的前提下，為廣大農民工盡可能地爭取更大的利益。在榮成市總工會牽頭下，每天早晨企業會為海上作業農民工增加一個雞蛋，中餐和晚餐為陸地上的農民工增加一道菜。
“下”，指積極參與市總工會的“法律進企”“法律體檢”等活動，線上通過工會官網等平臺提供24小時線上服務；線下邀請法律專家為農民工講法、送法、現場法律咨詢，發放普法明白紙，提高農民工法律意識，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像娘家人一樣隨時為他們遮風擋雨。
三是為農民工開展工會普惠服務。積極推進工會服務下沉，延伸工會普惠服務，開展“為農民工朋友降溫增溫”活動。“降溫”指為高溫作業的農民工送清涼；“增溫”指為家庭困難的農民工金秋助學、送溫暖，讓農民工感受到工會組織是有溫度的，并非遙不可及。在廣西“火把節”期間，俚島鎮海洋牧場就為廣西籍職工專門組織提供了歡度“火把節”的場地、物資以及安全保障。
威海工會做得如何？工人們最有發言權。
于大叔是威海初村鎮遠莊村的村民，看著十幾畝地、靠天吃飯的日子過了幾十年。自從來到五十一號農場，轉型成為“職業農民”，于大叔實現了租金+工資“雙收入”。
修剪蘋果樹
“我家一年地租能收入1萬塊錢。我是技術員，一天140，我老婆子是個普通工，一天80，俺倆一年工資下來，也是八萬多。你說我們現在的生活水平怎么樣？用城里人的話兒說：俺家這叫田園生活，雙職工收入，這不就是小康生活么？”
而提及工會的作用，于大叔感觸很多：
“俺是老農民，那些文明詞兒也不會說，自打我們農場建了工會以后。這兩年，夏天送毛巾、送香皂、送綠豆湯，冬天發面、發奶等福利，還給我們都上了工會的愛心保險，我們村有一個在農場上班的，去年得了病，醫保報完以后，工會保險又給報，原先說得自己花3萬多，都報銷了一共就花了5千。俺就覺得，工會是辦實事兒的。”
如今，大部分農村年輕人選擇離開故土、到大城市打拼，但“農業新生代”李寧則反其道而行。
已經畢業十二年的她有著豐富的工作經歷——她在某大型企業工作兩年后，回到威海做了6年的外貿工作。一個偶然的契機，這位嬌嬌女來到五十一號農場就被深深吸引，竟然難以置信地頂著嚴寒酷暑“泡”在田間地頭，到現在已經第四個年頭了。
“以前在大企業里，做的是固定崗位，很難接觸到固定工作以外的內容。”不僅如此，企業工會更是她聽都沒有聽過的存在。
現在，“市總工會和區、鎮工會十分支持我們農業的工作，不光是送福利、建驛站等，還注重與時俱進、組織技能培訓。上個月市總工會組織的電商培訓，還幫我們對接了運營公司，結對指導。在培訓的過程中，我們與老師溝通了基地想帶動發展農戶打造村級主播的想法，實地考察后，老師根據各村不同的特色產品，幫我們選擇了最適合的主播進行推廣。”
認真參加技能培訓的李寧習得了一身本領，漸漸地開始對自己的職業生涯有了全新的期待。工作中她身兼數職，“像我們農場主產業是蘋果種植，蘋果的銷售運營是從10月到次年的4月，旅游的運作是從4月到10月，基本實現了全年無縫連接。”去年，李寧代表五十一號農場的休閑鄉村旅游項目參加了威海市總工會組織的創業大賽獲得第二名，并被推薦參加了省總工會組織的創業大賽。
從大廠打工人到電商新農人，李寧在農業企業中憑借過硬的技能工作得風生水起，儼然成為了一個年輕的新農人，這個身份讓李寧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職業榮譽感。
在問及她以后的職業規劃時，她說：“工會為我們搭建了成長成才平臺，讓我更加了解了自己的家鄉。廣袤的農村，蘊含無限生機。我喜歡農業，也確信農業是一個有奔頭的行業。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更看重的是平臺和機會，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就是這些有熱情、有理想的新農人們，為傳統農業轉型注入了新的元素和能量，成為引領新農民、發展新農村、托起新農業的一支生力軍。
更重要的是，工會通過組織、服務下沉到鄉鎮，及時把這支規模日益龐大的生力軍吸納到組織中，不僅為他們干事創業提供了“后臺保障”，也消除了此前工會服務覆蓋的一些“空白點”和“盲區”，進一步壯大了我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有效鞏固和擴大了黨執政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
如今，威海全市鎮域工會組織達到1200多家，吸納會員7萬多人。其中，榮成俚島鎮養殖行業工會聯合會，發展農民工會員9300余名；臨港區農林水產業工會，則涵蓋了轄區內35家企業及新型經濟組織，吸納農民工會員數千人。
企業安心
乳山的臺依湖酒莊酒產業小鎮，從2010年栽種第一棵葡萄，到如今已走過11個年頭。酒莊葡萄園中不少產業工人都是周邊村莊的村民，辛勤的勞作中難免受傷。
今年年初，鄰村的一位大叔來葡萄園工作了5天就出了事故——因看到傾斜的葡萄園立柱本能地要去扶起，結果立柱斷裂大叔后仰在地上，導致后腰椎骨折，被緊急送至醫院治療。事發突然，但這次，就在現場的臺依湖集團總經理李小璐一點也沒慌張。
“過去，對企業來說，最頭疼這類事。”李小璐解釋說，集團工會成立前，無論是走司法調解還是訴訟，流程復雜漫長，而且因為雙方沒有協調緩沖空間缺乏信任感，“很多時候明知不合理，也不得不私了。”對于勞動者以及企業都埋下了不少隱憂。
工會成立后，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就工傷問題產生糾紛的，工會可以主動介入，取得雙方的同意后，組織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工作。李小璐介紹，大叔受傷后，工會主席出面協調并安撫家屬情緒，調查取證，協商賠償金額，并配合企業幫助大叔家解決實際困難問題，“一切有章可循，清晰明了，企業和工人因此更加深了關系。”這位28歲的年輕企業家第一次認識并理解了中國工會組織的“威力”。
自19世紀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現工業化以來，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會，一直在組織工人尋求更好的工資、福利和工作環境。但一直以來，西方學者們對其作用爭論不休：它們提升還是阻礙生產力？加強還是扭曲勞動市場？并隨著美國工人面臨停滯的工資增長和與日俱增的收入不公，爭論愈發激烈。
與西方發達國家工會不同，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會組織更多依靠多措并舉推動構建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促進職工和企業協商共事、機制共建、效益共創、利益共享，因為勞動關系的和諧是社會和諧的重要基礎。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會組織實踐證明，一個有凝聚力的工會組織和良好的勞動關系協調機制，不僅可以讓工人有序地表達維權訴求，對于資方而言也保護了其合法權益，讓利益協調渠道暢通了。
威海市總工會探索構建“多層過濾、多式化解”新階段和諧勞動關系促進機制。“多層”即暢通企業內部“班組-車間-企業”以及外部“基層工會-鎮街工會-市縣工會”兩個三級矛盾調處體系，實現勞動爭議“多層過濾”；“多式”即暢通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三個通道，推動勞動爭議“多式化解”。整體上構建勞動爭議“縱向全程處理、橫向部門聯動、外延各方聚力”三項機制，實現勞動關系領域矛盾糾紛處理在早、化解在小，最大限度維護勞動關系領域和諧穩定。
一句話，勞動者安心，企業也能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
而工會所做的一切，法國種植專家皮埃爾先生都看在眼中。
皮埃爾擁有近30年的葡萄種植及管理技術。2019年來到臺依湖。最初吸引他來到中國的是中國的文化、歷史以及風土人情。“中國的一切都令我好奇，對我來說它是神秘而又令人向往的。所以有這個工作機會的時候，我毅然決然決定來這里工作。”
來到這里之后，令他驚喜的不只是中國的文化和風土人情，還有與法國完全不一樣的工會組織，在與中國同行們的生產生活中，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他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中國工會的獨特魅力。每次參與工會活動，皮埃爾都會特意穿戴得整整齊齊。
針對企業的不同需求，崮山鎮總工會搭建平臺，把區域化資源集成在中心，形成資源清單、需求清單、項目清單，對資源、需求進行有效對接，開展多元化的服務，不斷探索互利共贏的可能。提出了“企業沙龍”的工作理念，通過在企業沙龍的交流中發現，興泰精工的生產需要一種特殊氣體，而能夠生產這種氣體的廠商很少，之前企業只聯系到一家煙臺的供應商，運輸成本高昂，通過工會搭建的平臺，發現原來崮山鎮域內的新生焊割就能夠生產這種氣體，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靠沙龍牽”，現在兩家企業對接后，興泰精工的成本、運輸費用都大大降低，對新生焊割來說又開辟了一條新的訂單渠道，真正實現了互利共贏。
環翠區溫泉興泉生態農業產業聯合工會成立后，溫泉鎮總工會充分了解各成員單位當前需求，在了解到聯合工會成員單位堡子頂家庭農場有場地資源，而牧馬人馬術俱樂部有場地需求的現狀后，協助堡子頂家庭農場與牧馬人馬術俱樂部完成馬術項目初步對接，目前項目正在協商中。預計項目達成后，將充分實現資源優勢互補，實現互利共贏。
在追求企業和員工雙贏之路上，工會守住了勞動糾紛化解第一道防線，拉近了包括外籍員工在內的廣大職工群眾與黨和工會的距離，加深了他們對“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中國工會是職工合法權益‘守護者’”的認知，在無形中增強了他們對黨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和情感認同。
如此結果，不正是我國回答如何擴大黨的執政基礎、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夯實社會和諧之基等問題的一個“正解”嗎？
城鄉融合，義不容辭
2019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公布，這是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重大決策部署，根本目的是重塑新型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促進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
在我國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既有現實而深刻的時代背景，又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這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內在要求，是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選擇，也是拓展發展空間的強大動力。
城鎮和鄉村是互促共進、共生共存的。在此期間，為有效推動威海市涉農經濟組織和鄉村企業的工會組織建起來、轉起來、活起來，匯聚工會力量，助力鄉村振興，威海市總工會在全市范圍內開展“城鄉工會手拉手”結對共建活動。
共建活動將經濟基礎相對薄弱、工會組織建設不健全的涉農經濟組織和鄉村企業工會納入“被幫建基層工會”范圍；國家級、省級模范職工之家及該市五星級、四星級活力基層工會、各機關事業單位工會作為幫建基層工會積極參與。
對于榮成市滕家鎮東灘農機專業合作社來說，工會則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在威海市總工會牽頭下，東灘農機專業合作社與發展勢頭良好的食品加工企業泰祥集團工會建立“城鄉工會手拉手”對口幫扶。
2020年，合作社種植的150畝芋頭集中上市，全部銷售給一家菜市場，直到今年4月份對方也沒結清貨款。多次催要下，運來了136噸大米頂賬。如果無法變現，合作社春耕生產就會陷入困境。得知情況后，泰祥集團工會通過福利采購，為合作社解決了燃眉之急。
東灘農機專業合作社胡曉紅說：“以前總感覺城里的企業和我們農村種地的是一個在天上飛的，一個在地上跑的，悲喜并不相通，因為有了工會，打通了我們之間的壁壘，感覺我們不再是單打獨斗、任由市場風吹浪打的渺小農村合作社，我們有了主心骨和靠山。”
環翠區總工會開展的“城鄉工會手拉手”活動，促成廣泰與堡子頂家庭農場結對。在廣泰組織職工去堡子頂開展采摘團建活動中，雙方經過溝通，了解到堡子頂農場一名職工子女有入職廣泰的想法，且其所學專業與廣泰招工需求相符合，在雙方工會的促成下，該職工子女完成了面試，順利入職廣泰。
此外，積極推進工會職能向鄉鎮下沉拓展，在城鄉之間搭建平臺通道，工會也為人才流動、資本互動、服務優化提供了組織保障。在人才、資本、技術等資源要素的流通互動中，農業農村的發展駛入了“快車道”，鄉村發展活力不斷迸發，農民增收致富、城鄉共享發展成果之路走得越來越順當，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差距日漸縮小，城鄉關系、工農關系也由此得以優化和重塑。
2021年3月25日，大水泊鎮耕讀小鎮聯合工會成立。通過聯合工會，各類人才聚集于此。人才的到來大大帶動了建筑設計、工業設計、雕塑、漫畫等產業的進入。
在大水泊鎮實施文化助力鄉村、打造“一村一品”“耕讀小鎮”的鄉村振興戰略的同時，威海市總工會也同參與鄉村振興大水泊鎮的專家、學者、工作人員緊密聯系，提供貼心服務。
于宏利本是內蒙古包頭人，2000年去北京做裝修設計工作，北漂二十年，創立了自己的設計公司，平時也常與宋莊藝術家打得火熱，是個不折不扣的“文藝青年”。
2020年10月，一個機緣巧合下他來到了大水泊鎮，開始了對閑置農房的改造項目。結果由于疫情的反復，他留在了大水泊鎮過年。回想這一段日子于宏利說：“在大水泊的這些日子，我能深切感受到從鎮政府領導、工會干部再到普通村民，他們都對振興自己的家鄉傾盡了感情。過年時，干部們和我們留在大水泊鎮各村的首席專家、新村民，一起過的年，一起吃的年夜飯。瓦屋莊的村民給送來了很多蔬菜、蘋果……”
于宏利回想起父輩投身煤礦建設時“我們來自五湖四海，工會是我家”的豪邁——現在，工會積極籌辦各種論壇會議為各界探索鄉村振興課題提供交流學習的機會；為駐大水泊鎮的各個單位單身適齡青年籌辦單身職工聯誼會；為首席專家們提供了工會會員愛心互助補充醫療保險，解除了專家會員的后顧之憂等等。“工會早已成為了諸多‘新村民’靠得住的貼心人，異地他鄉的大家庭，我作為工會大家庭一員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畢業于清華大學建筑系，曾設計唐山地震遺址公園、獲得德國工業設計紅點獎的國內先鋒設計師李久太以新村民的身份來到大水泊鎮初家村。
耕讀小鎮聯合工會成立后，李久太難掩興奮，“有了組織，我們更有歸屬感，依托工會的資源與平臺，鄉村振興工作大有作為。”后來，他賣掉了在北京的別墅，押上創業積累的“奶粉錢”。又把妻子和兩個女兒從北京接了來：“不是小住，而是安家，要‘扎根’在威海這片土地嘍！”
幾年時間，大水泊鎮以首席專家為媒“以才引才”，通過流轉村民閑置房屋的形式，吸引“新村民”進駐。很快這里匯聚了20多名國內外知名博士、教授、專家，吸引400多名高層次人才作為“新村民”入駐，按照“一村一特色”打造出近20個風格迥異的特色村。
隨著越來越多“首席專家”和“新村民”的到來，本鄉本土的大水泊人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變化。目前，大水泊已吸引社會資本2億多元，改建流轉了400多棟房屋，鄉村變了樣，鄉親們生活也有了盼頭。而“新村民”的到來，也深深改變著“原村民”的生活方式。
2016年，作為清華紫光教育機構首席國學講師，在北京生活了30多年的李林來到位于大水泊鎮的威海紫光實驗學校任職。隨著大水泊鎮探索推行鄉村振興首席專家制度，李林被聘任為大水泊鎮鄉村振興辦公室主任，受邀對省級貧困村瓦屋莊進行“一對一”幫扶，并參與探索制定大水泊鎮鄉村振興工作實施方案。
李林當選為聯合工會主席，這是他從來沒有想到的事，“當選為工會主席很激動，我們這批‘新村民’在威海算是有了‘娘家’。有了‘娘家人’的關愛與支持，大家更能心無旁騖地投入到鄉村振興工作中。”
后來，大水泊鎮口子村黨支部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入黨申請書。申請書上內容達上萬字，工工整整，情真意切——“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作為一位學者，基本上沒有離開學術的象牙塔。……今天，我向黨組織鄭重遞交入黨申請書，決心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接受黨組織對我的考驗。”
遞交這封入黨申請書的人正是“新村民”李林。“要扎根鄉土，就要進一步地融入到本地，融入到社會組織的建構中，融入到黨委領導下。于是，我經過慎重考慮，也經過5年磨練，在口子村提交了入黨申請書。”李林說。
百年歲月，中國工會從紅色中來，經歷了從城市到農村、再從農村到城市的工作重心轉移。如今，在鄉村振興的戰略背景下，中國工會又投身于農村這片廣袤熱土。這體現了中國工會不忘初心，堅定聽黨話、跟黨走的忠誠信念。
中國工會組織百年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從來未曾改變。中國工會工作的全面開展，是離不開群眾的創造力量，少不了群眾的有力支持的。只有充分構建面向群眾的工會工作大格局，積極傾聽群眾呼聲、宣傳組織發動群眾、提供群眾滿意服務，工會工作才能開創出新局面。（瞭望智庫觀察員 崔赫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