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張愛玲小說、由許鞍華執(zhí)導的影片《第一爐香》在威尼斯電影節(jié)非競賽展映單元舉行了世界首映，并發(fā)布了首條預告片。《第一爐香》講述了上海女學生葛薇龍求學香港，投靠姑母梁太太，卻被梁太太利用，當作誘餌來吸引男人的故事。而葛薇龍本人也漸漸紙醉金迷，最終淪為姑母梁太太和喬琪喬斂財?shù)墓ぞ摺?/span>
葛薇龍并不是少見的墮落女學生形象，在很多小說作品中都有書香門第出身的女性淪落風塵的故事，這里面有理性的墮落，也有情感的迷失。本文作者許子東通過比較曹禺的《日出》、張恨水的《啼笑因緣》和張愛玲的《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三位沉淪女學生，而進一步探討那個時代作家與讀者對女性心態(tài)、“小市民”心態(tài)以及五四主流文學的態(tài)度。
至于那些意在拯救女性的男主角，許子東寫道：“男主人公并不能改變風塵女子的處境，反而加重（提醒）了她們的痛苦，因為見證了她們命運的悲慘。”
重讀《日出》《啼笑因緣》和《第一爐香》
文 | 許子東
曹禺的《日出》、張恨水的《啼笑因緣》和張愛玲的《沉香屑·第一爐香》，是三部文學史意義很不相同的作品。但這三部作品的基本情節(jié)卻頗為相似：都描寫了一個女人如何貪圖金錢虛榮而沉淪墮落的故事。女主人公(陳白露、沈鳳喜、葛薇龍)都是年輕貌美，都有學生背景，她們都放棄和背叛了自己的情感原則，或成為交際花，或嫁給年老的軍閥。當然，三部作品對這同一個故事有著不同的寫法。
如果我們把這女學生的墮落視為一個過程，那么其中的轉(zhuǎn)折點便是她初次為了金錢而屈從一個她所不喜愛的男人的那個時刻。從這個轉(zhuǎn)折點著眼來考察三部作品，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其間敘述結(jié)構(gòu)上的差異：《日出》是“略前詳后”，《啼笑因緣》是“詳前詳后”，而《第一爐香》則是“詳前略后”。同一個情節(jié)模式，因敘述重點和角度不同，其主旨和意義也相去甚遠。
01
女學生們是怎么墮落的？
陳白露在《日出》里一出場，已是交際花身份住在豪華的酒店里。“她穿著極薄的晚禮服……一種嘲諷的笑總掛在嘴角。神色不時地露出倦怠和厭惡。”總之，我們初次見到陳白露，她已處在墮落日久，日漸步向最后毀滅的階段。但是墮落以前的陳白露呢？《日出》交代得異常簡略。我們只知道她原來叫竹均，“出身書香門弟……教育，愛華女校的高材生……父親死了，家里更窮了，做過電影明星，當過紅舞女……一個人闖出來，自從離開了家鄉(xiāng)，不用親戚朋友一點幫忙……”除了這段跳躍式的身世概括以外，陳白露在第四幕里還告訴方達生她以前有過一次因平淡而失敗的婚姻。丈夫是個詩人，后來似乎追求革命去了。但這種《傷逝》式的婚姻悲劇還是不能解釋陳白露最初的墮落。
電視劇《日出》
《啼笑因緣》中女人墮落的故事是平鋪直敘“詳前詳后”的，第十三回鳳喜接受劉將軍存折的那一瞬間，不僅是這個女人一生的轉(zhuǎn)折點，一也是整部小部情節(jié)上的支點。作家花了幾乎相等的篇幅，分別敘述"墮落"之前的種種預兆、準備，以及“墮落"”之后的種種后果與不幸。
沈鳳喜原是貧家女，一家人在北平天橋賣唱為主后被一個南方書生樊家樹看中，開始入學堂。不久樊回杭州探望病中的母親，鳳喜卻因為一個現(xiàn)已嫁給軍官做姨太太的前歌女的介紹，遇到了軍閥劉將軍，劉將軍先是請鳳喜打麻將并故意讓她贏錢，然后又用汽車接送請她聽戲并贈以項鏈再塞給她錢。所有這些細節(jié)都有詳盡鋪陳。《啼笑因緣》當時在全中國最大的報紙之一上海《新聞報》上連載，張恨水當然要盡量延長小市民讀者對富貴夢的期待，同時又時刻提醒人們：此乃“不道德的交易”。
鳳喜當時也是既驚喜又慌張，既惶恐又內(nèi)疚。她的家太窮，枕下的幾百塊錢又太燙人了，叫她怎能入睡？夢中卻見到恩人和情人樊家樹，于是次日決定退禮還錢。不想劉將軍接著便出硬牌，派大兵和警察到沈家騷擾，并將鳳喜搶進劉府唱大鼓書。在劉府，將軍先是發(fā)怒，強迫鳳喜為妾。在鳳喜昏厥又醒來后，他又安排女仆伺侯，并提出要娶鳳喜為太太。
電視劇《啼笑因緣》
在這女主人公“墮落”的關(guān)鍵時刻，張恨水特意安排幾個樊家樹的俠義朋友在窗外觀察動靜準備隨時救鳳喜，這個過份戲劇化的細節(jié)意在說明即使在最危急時刻，鳳喜仍可說“不"”字且有路可逃（雖然她自己當時并不知道）。換言之，作者怎么也不給墮落的女人一個“別無選擇”“完全被迫”的理由。于是在小說的后半部分，不管鳳喜如何在將軍府挨罵被打受虐待乃至羞愧成疾瘋瘋癲癲，人們始終不會毫無保留地同情她。社會固然害了她，但她也不是完全無辜。小市民讀者在滿足了金錢虛榮冒險夢后，是一定要懲罰夢中的“失足者”以讓醒者（自己）安心的：虧得我沒有去做…
《第一爐香》葛薇龍的故事是“詳前略后”的，墮落前的每個環(huán)節(jié)步驟每次猶疑選擇都有詳述細描。張愛玲似乎也像她所喜歡的張恨水一樣，認真追究女主人公對自己的沉淪該付多少責任。
但葛薇龍其實更似陳白露：她們都是知識份子家庭出身的真正的女學生（而非套上學生服的街頭賣唱少女）。
薇龍也是因為“家里窮”而不得不向生活腐化的姑母求助的。她第一次踏足梁太太在香港半山的豪宅后，驚羨之余便有恐懼之感：“回頭看姑媽的家，依稀還見那黃地紅邊的窗欞，綠玻璃窗里映著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蓋著綠色的琉璃瓦，很有點象古代的皇陵……”但薇龍到底年輕自信，“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禮相待。”這是薇龍進梁家前的第一次選擇。
電影《第一爐香》
姑母原是香港富豪梁季騰的四姨太，好不容易熬成富孀卻已徐娘半老。收留薇龍是為了用這女孩吸引男人。薇龍住進梁家當晚便在臥房里發(fā)現(xiàn)一大櫥“金翠輝煌”的衣服，“她到底不脫孩子氣，忍不住鎖上了房門，偷偷的一件一件試穿著，卻都合身，她突然省悟……一個女學生哪里用得了這么多？”這個省悟使薇龍“膝蓋一軟”，低聲道：“這跟長三堂子里買進一個人，有什么分別？”顯然薇龍在那個時刻，已預感到她日后在梁家的角色。
是夜她和鳳喜一樣昏沉不能入睡，夢中也有音樂伴著試衣。“柔滑的軟緞，象‘藍色多瑙河’，'涼陰陰地匝著人，流遍了全身。”于是，薇龍入睡前對自己說了兩遍“看看也好！”這是她的第二次選擇。
鳳喜貪錢其實是理性的——貧窮的家人一直在教她錢的重要性，她還理智地計劃嫁軍閥后熬十年再出頭的前景。但在睡夢中她會良心發(fā)現(xiàn)，在情感上愧對書生情人。而薇龍在理智上一直清醒地看到墮落的危險，反而在夢中，綢緞可以變成音樂匝著她。相比之下，理性的墮落較難原諒，情感的迷失較難逃避。
“看看也好”的結(jié)果就是薇龍生活方式的改變。她小心翼翼地看著姑母的眼色應酬男人，被姑母搶去追求者時又心有不甘。不過這些都還只是墮落的準備階段。最難堪的選擇是在被姑母的老相好，汕頭搪瓷大王司徒協(xié)突然套上一只手鐲以后。這個細節(jié)張愛玲寫得驚心動魄，暴風狂雨之夜，三人同坐一車，梁太笑著給她看司徒協(xié)剛送的一只三寸來闊的金剛石手鐲——
車廂里沒有點燈，可是那鐲子的燦爍精光，卻把梁太太的紅指甲都照亮了……薇龍托著梁太太的手，只管嘖嘖稱賞，不想咯拉一聲，司徒協(xié)已經(jīng)探過手來給她戴上了同樣的一只金剛石鐲子。那過程的迅疾便和偵探出其不意地給犯人套上手烤一般，薇龍嚇了一跳，一時說不出話，只管把手去解那鐲子，偏偏黑暗中摸不到那門榫的機括。她急了，便使勁去抹那鐲子……
在梁太勸說下，薇龍一時無法退回這鐲子。她當然清楚這鐲子的意義：“一晃就是三個月，穿也穿了，吃也吃了，玩也玩了，交際場中，也小小的有了點名了。普通一般女孩子們所憧憬著的一切，都嘗試到了。天下有這么便宜的事么？”薇龍知道，“惟一的推卻的方法是離開了這兒。”薇龍也知道，“三個月的功夫，她對于這里的生活已經(jīng)上了癮。她要離開這兒，只能找一個闊人，嫁了他。”
從薇龍開始，后來張愛玲筆下有過很多這樣的女人，將嫁人作為“職業(yè)”和“事業(yè)”。作家不僅加以嘲諷，也試圖給予理解。要嫁人，“找一個有錢的，同時又合意的丈夫，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單找一個有錢的罷，梁太太就是個榜樣。”不能說薇龍沒作掙扎，她至少拒絕了梁太的道路，她寧可在“愛”字上冒險，正是司徒協(xié)那副手鐲，逼得薇龍迅速改變了對喬琪的態(tài)度，從謹慎暗戀，到期待婚嫁。這是第三次，也是非常關(guān)鍵的一次選擇。
但薇龍很快（約會當晚）發(fā)現(xiàn)了喬琪的為人。愛的理想雖崩潰，征服欲卻仍在延續(xù)膨脹。她想回上海，又生了場病。梁太已將她的生活要求提得那么高，喬琪又已將她的情感自信心壓到那么低。回去？還是留下？這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選擇。
為了抓住（嫁給）喬琪，薇龍最終還是需要（而且不斷需要）司徒協(xié)的“手鐲”。從此以后，“薇龍就等于賣給了梁太太和喬琪喬……不是替喬琪喬弄錢，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小說到此為止，再沒有繼續(xù)寫交際花薇龍的生活之苦及可能有的悲慘結(jié)局。
電影《第一爐香》
陳白露墮落的前因不明，鳳喜則只是為錢，而張愛玲卻為葛薇龍的沉淪設計了如此充足的理由，四次選擇，前三個都不無合理之處，自然而然，卻導向了第四步的荒唐。同一個故事，《日出》著重寫純潔女人的無辜與厄運，所以符合要求社會變革的三十年代主流意識形態(tài)。《啼笑因緣》突出下層女子的道德缺點，既滿足也勸誡了小市民的虛榮夢。《第一爐香》解析的是女人（乃至人性中）更普遍的弱點，所以在抽象層面，顯示了人受虛榮、情感支配無法解脫，在歷史層面，則表達了對都會小市民生態(tài)心態(tài)的壓解和同情。
薇龍的前三次選擇，是否也可能是一般人的選擇呢？小說不是多次強調(diào)葛薇龍是個“普通”的女孩子嗎？而且，值得特別留意，她是“一個極普通的上海女孩子”。
02
男人怎么看待又如何拯救墮落女人？
把三個女人故事中的男主角放在一起考察，更能見出張愛玲創(chuàng)作與五四文學主流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五四文學中的愛情故事主要有三個模式。一是“書生拯救風塵女子”（郁達夫《迷羊》、曹禺《日出》）；二是“書生‘創(chuàng)造’新女性”魯迅（《傷逝》、葉圣陶《倪煥之》、茅盾《創(chuàng)造》）；三是“書生在純潔女人面前欲情凈化”（郁達夫《春風沉醉的晚上》、《遲桂花》，施蟄存《梅雨之夕》）。
書生與風塵女子的模式在中國文學中有悠久歷史，在當代文學中仍有可觀的發(fā)展。但在二、三十年代，這些書生男主角的拯救努力均以失敗告終。實際上這些男主人公并不能改變風塵女子的處境，反而加重（提醒）了她們的痛苦，因為見證了她們命運的悲慘。譬如方達生，這個角色的功能是整部《日出》里唯一的“五四”知識份子視角，在《雷雨》和《家》里，也有類似的想救下層女子（四鳳、鳴鳳）而不成的血氣方剛的青年。不過周沖、覺慧見證的是舊傳統(tǒng)的崩潰，方達生批判的是現(xiàn)代的西化的城市的腐化。當真作為愛情故事來讀，這些男主人公們其實都不太理解他們所要救的女人。
上述第二種模式中的男主人公們，其實與第一種類似。他們都是自上而下俯視他們所愛的女人——區(qū)別是，第一種女人已淪落風塵，第二種女人可從舊家庭或不自主婚姻中逃脫出來。女人在這里，是啟蒙、教育和感化的對象。
在郁達夫、施蟄存等作家筆下有另一類書生，他們陷在自身的精神苦悶中，突然遇上一個玉潔冰清的女人。這類男主人公的苦悶，可以是憂國憂民不得后的抑郁，可以是懷才不遇或家庭煩惱，也可以是自己都不覺察的情欲苦悶。他們也會以同情、幫助的姿態(tài)去接近那女人（了解女工工作情況、借傘遮雨過街……），接近時他們也會有沖動，但最后，也許那女人太純潔太自然或太有分寸，他們都能夠克制乃至凈化自己的情欲苦悶，達到一種新的心理平衡。顯然，女人在這種偶遇中心里想些什么全不重要，是否她在期待？是否她很害怕？讀者并不清楚。小說的中心始終是男主人公的情欲、感覺與潛意識之間的波瀾。這時書生面對女人，猶如文人面對山水，一切都是主觀情緒的對象化。
在回顧五四愛情小說的這一背景后，我們才會看到張愛玲筆下的女性世界的文學史意義。葛薇龍的故事，有意無意地改寫了陳白露的“前半生”，這會使所有的方達生們感到困惑和掃興：難道竹均當年變成白露，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自愿的選擇？
電影《第一爐香》
五四愛情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或是被拯救被啟蒙的對象，或是協(xié)助男主人公平衡精神危機的媒介，她們自身的心理欲望反而很少得到重視。在這個意義上，張愛玲改寫女人墮落的故事，可以說是對上世紀四十年代已成為文壇主流的五四意識形態(tài)的一種挑戰(zhàn)。
在張愛玲看來，“五四”文學主流是歌頌超人的，而她則更關(guān)心常人。不同于“五四”小說美化、虛化女性形象，也有別于莎菲女士式的表現(xiàn)女性的飛揚，張愛玲把她們女主人公放回更現(xiàn)實的日常生活層次，同時也將筆觸探至人性的普遍弱點：情欲、嫉妒、虛榮、瘋狂……
其實張愛玲所寫的就是“大都市里的小市民”。大概沒有哪個嚴肅的現(xiàn)代作家會象張愛玲這樣主動站出來標榜自己是“小市民”：“眠思夢想地計劃著一件衣裳，臨到買的時候還得再三考慮著，那考慮的過程，于痛苦中也有著喜悅。錢太多了，就用不著考慮了；完全沒有錢，也用不著考慮了。我這種拘拘束束的苦樂是屬于小資產(chǎn)階級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樣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著這樣的紅字字條。”
五四文學寫得最多最出色的，是知識份子和農(nóng)民。張愛玲執(zhí)著于寫小市民，不僅是批判他們的虛榮軟弱，更是認同肯定他們的日常生活欲望的合理性。
張愛玲對五四運動及其啟蒙后果一直頗有微辭。她的作品，處處都與五四意識形態(tài)對話。在這對話中，她是批戰(zhàn)多于承襲。就像本文所討論的《第一爐香》與《日出》的關(guān)系，重寫之中已有關(guān)鍵性的改動。
責任編輯：單蓓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