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4日，上海的深夜寒風刺骨、滴水成冰，西摩路120號（今陜西北路186號）的四層花園洋房里，65歲的榮宗敬心事重重地對其一手營造的家園做了最后的巡禮。同時一艘英國輪船停泊在江邊碼頭正要發往香港。他準備帶著小兒子鴻慶，在英國公司“通和洋行”經理薛克的安排和陪同下，趁夜登船離開上海灘。

這一去，不知歸期何時。

榮宗敬和他的弟弟榮德生是近代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榮氏家族的創業元勛，19世紀末白手起家，創立了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紡織公司三大企業系統。鼎盛時期占據全國面粉產量的31%和棉布產量的29%，是名副其實的“面粉大王”和“棉紗大王”。連毛澤東都說過，“榮家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是財團的，就只有他們一家”。榮家事業在20世紀30年代達到頂峰后，卻在日本侵華前后，由于經濟危機、戰爭破壞、日偽政府和國民黨官僚資本的雙重排擠而連遭重擊。作為商業領袖榮宗敬還受到擔任偽職的壓力，一心愛國抗日的榮宗敬不得不在1938年初出走香港。本以為是暫避風頭，但到達香港后榮老爺子內心憤郁加上水土不服，一個月后2月10日即因中風溘然長逝。

榮宅是上海規模最大、保留最完好的洋房之一，始建于1899-1910年之間，占地面積4173平米，建筑面積2182平米。榮宗敬1918年將其購下，委托陳椿記營造廠設計建造，經過多次改擴建，內外煥然一新。整修后整體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呈現19世紀末20世紀初流行的折衷主義風格，室內外裝修也吸收了裝飾主義風格。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經濟研究所、《展望》雜志社、民主黨派均在此辦公過，1996年還曾改為棠柏飯店使用，2001-2011年租給傳媒大亨默多克的星空傳媒用作辦公室。2011年起意大利時尚品牌Prada接手，經過6年漫長的精心修繕，2017年重新對公眾開放，用作Prada的藝術中心和辦公室，舉辦各類藝術展覽，吸引著上海文藝青年和網紅達人打卡觀展，成為上海的藝術時尚高地。

不斷生長的年輪：榮宅的擴建與實業的發展同步進行

榮宅1918年之前的主人，沒有留下太多線索，只知道是一位德國僑民。很可能因為德國一戰戰敗，故而選擇賣房回國。現有最早的檔案資料是榮家購入之后1918年的擴建圖紙，從中可悉，1918年前的榮宅是一棟有著古典主義南立面和巨大坡屋頂的二層花園住宅，北側附帶一棟兩層的輔助用房，另外與主體脫離還有一排下人的住宅和一處陽光房。

1918年的擴建集中在東側與西北側。在建筑東側擴建了底層的會議室和二樓對應位置的主人臥室，房間輪廓從近似正方形變成了向東凸出的梯形，面積擴大了幾乎一倍，二層挑出了寬大的弧形露臺；在建筑西北角加建了一個三層的體量，一層為起居室，二、三層用作臥室，房間輪廓同樣是向西凸出的梯形。

從功能上看，這次擴建是實用主義的，底層門廳和餐廳未動，擴大了會議室供商務洽談使用，加建了起居室供家庭日常起居使用。擴建完成后二三層一共有四個臥室，當時子女尚未長大成人，基本滿足家庭的需要。結合榮家事業的發展軌跡來看，1918年一戰結束，榮氏產業在戰爭期間獲得飛速發展。面粉事業方面，茂新開到第四廠，福新開到第六廠。紡紗事業方面，申新一廠自1915年創辦，已運營多年踏入正軌，年盈利達到80萬銀元，正在購機擴張規模。1917年榮氏又斥資40萬收購上海的恒昌源紗廠，改造后成為申新二廠。按照榮宗敬一貫的經營理念，應該把所有盈余資金用于建廠擴產，所以不可能花費太多在房產上。

其后榮宅又經過了若干次擴建，大約在20世紀30年代形成了現有的規模，但其圖紙已無從查閱。很可能是由于長子鴻元和次子鴻三相繼結婚，需要獨立的臥室，加上女兒們也陸續長大，需要更多的房間，隨著家族事業發展，也需要更多的社交空間。1932年1月榮家接待了國聯調查團（詳后文），舉辦近百人的宴會，1918年擴建后的圖紙上沒有能容納這么多人的房間，因此可以判斷1931年之前還有一次大規模的擴建。據榮鴻慶先生回憶，大哥鴻元結婚的時候擴建了新房，由此我們可以猜測這個擴建的過程大概在1925-1931年期間。現有的北樓就是這一時期在原來輔樓的位置上推倒重建的，共有四層，一層是廚房等輔助用房，二層是可容納百人的宴會大廳，也用作舞廳，三層是更私密一些的小會客廳、吸煙室和臺球室，四層可能有部分輔助用房。北樓直接從地面開建而不是先堆半層高的臺基，因此與南樓有著半層的高差。南樓也進行了整體擴建，最大的變化是去掉了坡屋頂，增加了帶南向大露臺的三層。另外南樓西側一層陽光房拆除，每層擴建了一個房間，西南角設計成八角樓的形狀，頂部為半球形鋅皮（或鉛皮）圓頂，成為整棟建筑的制高點。為了平衡構圖，南立面東端也在首層和二層擴建了一個凸出的正方形的陽光房。

也是在這一時期，為了迎送賓客的方便，1918年加建的一層起居室被改為門廳，客人主要由此進入，從此建筑西立面有了兩個并列的入口。

若干次的擴建使得平面由原來以家庭主樓梯為中心的一字型空間布局，逐漸轉變為由社交交通空間為主的L型串聯布局，途中更是利用裝飾藝術風格的彩色玻璃作為路徑引導，最終導向北樓金碧輝煌的宴會大廳。大廳采用鏡面裝飾擴大室內面積，增加房間采光的同時，內部更隱藏了通往三樓會客廳的樓梯。

伴隨榮宅逐漸擴建到全盛時期，榮家的實業也逐漸發展到頂峰，繼“面粉大王”后，又摘得了“棉紗大王”的桂冠。榮宅和榮家的產業一樣，成為了這個城市舉足輕重的一部分。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1930年代抗日戰爭爆發后，榮家連遭變故，產業屢屢受挫，尤其在1934年公司債務危機之后，榮氏產業開始走下坡路，1938年榮宗敬先生去世，對家族更是一記重擊。抗戰勝利后，雖然重建了部分產業，但是榮鴻元、榮德生接連被綁架勒索，家族成員陸續搬離老宅或出走海外，榮宅也逐漸沉寂下來。榮鴻元搬去現美國領事館官邸，榮鴻三搬去日本總領事官邸，榮鴻慶搬至現威海路幼兒園。從1939年和1947年的上海行號圖錄中可以大概看到，這一時期榮宅的主體建筑基本沒有擴建，只是翻建了北側輔助用房，在北側與北樓聯通，以更好容納后勤服務人員。另外還進行了花園的整修改造，在花園的西南角疊假山一座，山上設涼亭一處，可以登高眺望墻外的車水馬龍。

車馬喧鬧的繁華：二三十年代的榮宅生活圈

西摩路始建于20世紀初，上海市檔案館最早關于西摩路的檔案是1901年。上世紀20年代，這里住進了不少富商，這條路上的名人住宅有海運大亨、英籍猶太人愛立克·馬勒的馬勒別墅、宋耀如（宋慶齡之父）的宋家花園、葡萄牙富商何東的住宅等。榮宅對面是平安大樓，1932年改建成主映西片的平安大戲院，張愛玲也曾是這里的常客。離西摩路不到兩百多米處便是著名的哈同花園，榮宗敬的小女兒榮卓如后來嫁給了哈同的長子喬治·哈同。可見，榮宅所在的西摩路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上流社會生活圈，而榮宅的生長更新更是成為近代上海民族工業發展、政治風云以及城市生活的縮影。我們可以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榮宅發生的兩次大事件中，對榮宅當時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圈層窺斑見豹。

1927年2月，榮宗敬次子榮鴻三（字輔仁）娶常熟富商孫思敬之女孫鳳蕙為妻。有參加婚禮的同鄉記述婚禮盛況：“西摩路本宅花園內蓋搭彩棚，布置禮堂及宴賓之所，禮堂前陳列中外各界暨各面粉廠各紗廠所送之珍貴禮物，五光十色、燦爛奪目，四周帳聯字畫，懸掛殆滿，尤為美不勝收”“結婚正日，中西男女來賓觀禮者，不下千余人，下午四時彩輿臨門……行禮后送入洞房，是晚中外來賓，并有跳舞之余興，舞場即在新房之外，新郎新婦為眾賓嬲，亦相將攜手，入場跳舞。連日宴請來賓，聞有千余桌之多，并有蘭社逸社等票房，大新、天蟾等舞臺演劇，以娛嘉賓……”。堂戲設五日，每天都有著名新舊劇團演戲，其中十七日大新舞臺包價一千三百元，十八日天蟾舞臺包價一千二百元。可見榮宅雖是西式的府邸，卻仍保留著傳統的聽戲賀宴的生活方式。其間榮府還包有若干輛公共汽車，停在華商紗布交易所門口，專門接送賓客。紗布交易所是1921年榮宗敬與穆藕初等棉商聯合發起，成為影響上海乃至全國棉紗價格的重要交易市場，榮宗敬作為棉紗龍頭企業和交易所的創始人，榮家的“人鐘”牌棉紗被指定為交易所的標準紗，參與棉紗生意的商人幾乎都是他的生意伙伴。

1932年，榮宅發生了另外一件大事。3月18日晚，顧維鈞在榮宅設宴招待前來中國調查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的國際聯盟調查團。此次國聯調查團規格極高，由英、美、法、德、意各國各派一名重要人物，為首的是英國曾任印度代理總督和國聯代表的李頓，史稱李頓調查團，任務是以國際聯盟的身份，查清事實真相，以解決中日爭端。上海是調查團在中國的第一站，14日到達上海之后，上海代表團登船歡迎，并在新關碼頭舉行各界歡迎儀式。15日中午時任外交次長郭泰祺在西摩路的何東住宅（今南京西路，距離榮宅500米）設宴招待，15日下午顧維鈞在靜安寺路“地皮大王”程霖生住宅（今南京西路1550號，距離榮宅800米）設茶會招待調查團，15日晚，時任上海市長吳鐵城在調查團入住的華懋飯店（今南京東路和平飯店）宴請調查團。16日午，上海各大學聯合會在靜安寺路華安公司（今南京西路108號）設宴招待調查團。17日午，上海新聞界在靜安寺路的萬國體育會（今南京西路772號，距離榮宅800米）宴請調查團。17日晚，顧維鈞在榮宅設宴，并邀請宋子文、孫科、郭泰祺、孔祥熙、陳友仁、吳鐵城、英國領事和各國海陸軍長官參加，共計近百人。當晚，觥籌交錯之余，作為國聯調查團中國總顧問的顧維鈞發表了演說，希望國聯調查團能夠以“公平眼光”觀察中國，他指出日本的侵略打斷了中國的“國家改造”，中國民眾的激烈反日情緒不是排外，而是對日本武裝侵略的正常反應。日本的侵略是對國際聯盟主導的1928年《巴黎非戰公約》的挑戰，相信調查團最終能夠維護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

調查團在上海的幾次宴會地點，基本集中在公共租界內，除了華懋飯店之外，其余地點都在距離榮宅不遠，可見當時榮氏家族不僅在商界有重要影響力，與政界人士也交往密切。從出席人員看，榮宅的這次宴會，雖然不是在上海的第一場宴會，卻是幾場中規格最高的一次，這樣大規模的正式宴會，榮宅中只有北樓二層的大廳可以勝任。可以想象，當天晚上的榮宅車來人往、燈火輝煌，各色人等高談闊論，共商國是。半年以后，10月2日，國聯調查團發表了最終的調查報告，但是由于日本退出國聯，成了一紙空文，并未制止日本的侵華戰爭。但是調查團的訪華之行不僅在當時是全國民眾關注、報刊競相報道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歷史事件，更成為榮宅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Prada榮宅：一次教科書式的修復

2003年，在榮家后人榮鴻慶和榮卓如的見證下，這里舉行了“榮宗敬故居”掛牌儀式。2005年，該建筑被公布為上海第四批優秀歷史建筑。2011年開始，產權持有人上海久事集團與Prada達成長期租賃協議，由Prada進行修復后作為展廳和辦公室使用。

Prada邀請了意大利建筑師Rober to Baciocchi主持整個修復工程，并委托上海章明建筑設計事務所負責深化設計，香港的建筑管理公司負責工程管理、上海建筑裝飾（集團）有限公司負責總體施工，室內裝飾主要由意大利工匠主持修復，機電、設備、甚至LOGO均由專業深化單位負責，分工細致。室內材料修復更是分門別類，并且為了保證高品質的修復，可以合理更換單位。經過6年漫長的修復，2017年榮宅正式面向公眾開放，定期舉辦藝術展覽和各類時尚活動，成為上海的網紅打卡圣地和時尚高地。另外，榮宅開放后，Prada繼續委托上海建筑裝飾（集團）有限公司每年進行定期維護。對修繕品質的堅持和底層邏輯的清晰，不僅讓意大利建筑師及工匠獲得了甲方的尊重，也贏得了中方設計團隊的信任。每個階段的預期都得到高效的落實，增強了修繕團隊間的互信，提升了對未來成果的期待。

“這是一次教科書式的修復”，修復工程的中方設計負責人邢朱華先生說。

修繕工程主要包括文物修復、結構加固、機電更新和功能滿足。修復開始時，團隊首先梳理建筑情況，確定重點保護部位為外立面建筑風貌、室外花園、重要房間的門窗、護墻板、壁爐、線腳、瓷磚地坪、彩色玻璃天花裝飾等、各層走道及公共木樓梯的裝飾等，并確立了合理利用、最小干預和可逆性、可識別性、真實性、完整性等修復原則。邢先生強調，“可識別性”不是讓人毫不費力地辨認出新與舊，而是需要仔細分辨才能看出的修復，這才是真正的“可識別性”。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榮宅的修復并非簡單的按圖索驥，而是如同設計一座全新建筑，是一個不斷充滿選擇和權衡的過程。

首先，建筑師Baciocchi在外立面的修復中，恢復了原有白色水刷石的做法。室內并沒有使用現在常用的涂料，而是用了意大利的一種石粉涂料Marmorino，在底灰半干時施工，最后完成的效果雖然有細微的裂縫，但會呈現出不均勻的斑駁效果，為嶄新的墻面賦予幾分歲月的痕跡。

其次，在遇到西南角后期替換的紅色鐵皮圓頂時，建筑師Baciocchi并未選擇恢復到原來的材質。本著最小干預原則，建筑師認為該屋頂并不影響建筑安全和功能使用，而且本身也是房屋歷史的一部分，并與修復的整體基調吻合，因此選擇保留。

再次，對于各個房間的內墻，分層剝離后發現了不同年代的不同顏色，有的多達四種，選擇恢復到哪個年代的顏色，也需要設計師的判斷。最終，建筑師Ba ciocchi選擇讓主要房間回到了榮宅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顏色，因為他認為那是歷史的現場，榮宅的價值來自于那個時期。這樣的細節比比皆是。“設計，就是價值判斷”，邢朱華這樣總結道。

室內裝飾的修復是重中之重，修復團隊先是研究了各種紋樣的來歷，以便了解當時設計的意圖；然后以盡可能貼近當時的工藝去修補和復原，達到既美觀整潔又保留歷史感的狀態，同時還要滿足Prada未來藝術展覽的使用要求。在修復雕刻精美的木質壁爐和護墻板時，工匠將漆層小心剝離，用新木料修補破損的部分，再處理成與原物表面一致的顏色，最后所有部件上色后以天然蜜蠟封涂，以透出木材的深沉色調和豐富紋理。之所以沒有恢復到原有的混水漆顏色，是設計師考慮修復整體效果后的慎重選擇。對于破損嚴重的彩色玻璃天花的修復，工匠找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古董玻璃，替換掉損壞的部分，并全面加固了金屬支撐框架。在重新安裝前，工匠使用了有幾百年歷史的傳統清理和灌漿技術，對面板進行了仔細處理。

修復設計中最大的困難在于設備的設計和消防的協商。一方面，榮宅作為住宅功能，本身層高有限，必須將各類設備管線、空調風口隱藏入吊頂的空余空間，才能盡可能為展覽空間爭取凈高。因此需要在盡量不降低原狀標高的前提下，進行設備與結構的專項優化和細部設計，期間也創新性地實現了機電布局設計施工精細一體化。另一方面，新功能要滿足現行防火規范，需“被動”進行性能升級。比如按照規范需要增加一部封閉樓梯間，建筑師經過仔細權衡和反復溝通，巧妙地設置在原有的天井位置。既不破壞建筑風貌，也不影響建筑內部主要空間。有時突破規范條文，需要多次組織專家論證，幸虧靜安區建筑管理部門的大力協助，才能使設計和修復順利推進。

2017年修復完成面向公眾開放后，Prada榮宅的第一個展覽就是建筑本身。這次更新修復，既是對那段歷史小心翼翼的致敬，也是對協作機制大刀闊斧的創新，既是歷史的再現，也是未來的先聲。這座見證了舊上海風云和一代實業巨子奮斗一生的名宅，作為公共空間重歸公眾視野，正在創造一段新的歷史。（鄭露蕎 熊子超 作者分別為同濟大學-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培養博士后、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研究人員，上海邑間建筑設計事務所主持建筑師）

責任編輯：李鵬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