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詩人、作家邵燕祥先生在睡夢中離世，享年87歲。“之前讀書，寫作，散步如常。清清白白，一切圓滿。”在得知這一消息后，學者、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子善寫道。

邵燕祥于1933年6月生于北京，祖籍浙江蕭山，曾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編輯、記者，《詩刊》副主編，中國作協第三、四屆理事。著有詩集《到遠方去》《遲開的花》《邵燕祥抒情長詩集》等，上世紀80年代后又發表大量雜文、散文，晚年作有《一個戴灰帽子的人》《我死過，我幸存，我作證》等回憶錄作品。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

邵燕祥早年以新詩聞名，尤其長于歌頌新生活和新景象的贊美詩。在出版于2003年的《邵燕祥自述》中，邵燕祥寫道，這是他當時主動放棄散文、小說創作的結果。但在1958年初，邵燕祥被錯劃為右派，直到1979年1月才獲得改正。“重獲新生”后，他已經從一個極為熱烈天真的追隨者，轉變為一個清醒尖銳的探求者，不斷用雜文進行發問、批判與反思。

在一次個人詩歌研討會上，邵燕祥說道：“詩的核心價值是自由。離開心智的自由，離開對自由的追求，就沒有真正的詩。” 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意義，詩歌便會淪為口號。

對于雜文寫作，邵燕祥則說：“雜文的靈魂是真理的力量，邏輯的力量。” 他的雜文具有鮮明的啟蒙理性色彩。由于邵燕祥的寫作針砭時弊、直面生活，評論界曾有人稱他為“當代魯迅”。邵燕祥得知后連忙推辭，“魯迅，無論過去、現在或將來，都只有一個”，但他也承認，自己把魯迅引為師友，視為知己，高山仰止。

“即使魯迅平生只寫過一句話，就是《祝〈濤聲〉》中的‘名列于該殺之林則可，懸梁服毒，是不來的’，我就會終生視他為知己。”1947年秋，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時，邵燕祥正好讀到魯迅的這句話，從此便把它當作座右銘牢記。在被劃為右派、下放勞改最壓抑的時期，他也給自己定下了“決不自殺”的底線，正是這句話給予的力量。

邵燕祥的雜文除了去揭露、去批判，更不乏對自己的反省，這點也與魯迅相似。他在一篇雜文集的附記中寫道，如果不能學習魯迅那種在解剖社會人事的同時也時時解剖自己，而只一味當“手電筒”——光照亮別人，不照自己，只知指手畫腳地進行說教，恐怕雜文將失去讀者，做人也將失去朋友的。

在反右運動50周年時，邵燕祥曾自問，“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來，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

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作為幸存的不幸者，他要書寫、要記錄、要為歷史作證。于是便有了之后的《一個戴灰帽子的人》和《我死過，我幸存，我作證》。

《一個戴灰帽子的人》，作者:  邵燕祥，版本: 江蘇文藝出版社  2014年7月

在出版于2014年的《一個戴灰帽子的人》中，邵燕祥以真誠、樸實的筆觸回憶了自己1960年至1965年六年的“右派”時光，并大聲疾呼，“我們曾經被欺騙，我們也曾經互相欺騙。我們不能再欺騙后人了。”

而在2016年出版的《我死過，我幸存，我作證》，他以親身經歷為基礎，記述了1945年至1958年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此時他已83歲高齡，仍筆耕不輟，勤奮地、急切地寫作著。

今年年初，邵燕祥先生曾接受《中華讀書報》的采訪，聊自己的枕邊書。《魯迅全集》是他最初閱讀，也是最常閱讀的書籍。他至今記得，初中第一冊的國文課本，第一篇是巴金的《繁星》，第二篇就是魯迅的《秋夜》。當時他的哥哥還買過魯迅的《彷徨》和田漢改編的《阿Q正傳》劇本，他常借來翻看。

當時最流行的書籍武俠小說《蜀山劍俠傳》、《青城十九俠》，邵燕祥也看得如饑似渴。不過，“武俠小說當然比魯迅巴金的作品更吸引人，但我們的確只拿它解悶。”

張恨水的《啼笑因緣》，邵燕祥年幼時就看得出神，長大后再看更覺得滄桑感遠超一般的鴛鴦蝴蝶派。而且不僅他的母親愛看，他的岳母也愛看，魯迅也曾買來寄給自己的母親，“不說全世界吧，全中國的老太太都愛看《啼笑因緣》。”

到了86歲，邵燕祥仍然幾乎每年都要重看一遍《魯迅全集》，尤其是其中1到6卷雜文的部分，常讀常新。他也仍然保持著作文、作詩的習慣，只是不再出于創作激情，而是源于生命的滄桑。

他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詩作《云南驛懷古》，也許正好可以借來紀念他的一生：

我是歷史，奔跑在古驛道上，

多少星霜。天天踐著晨霜上路，

直跑到西山山影落在東山上。

清冷的星斗篩進馬槽，

秦時明月漢時關，歷盡興亡。

奔跑過多少烽臺堠望，

驛站荒涼。荊棘蔓草

長滿了當日的迷宮阿房。

我叩問人民；秦贏政

怕不如一曲民歌壽命長。

驛道上，也曾有鮮荔枝飛馳而往，

紅塵飛揚。百姓長年陷身于水火，

而華清池四季溫湯。

李隆基，我不忍呼你為淫棍，

你早年曾是個有為的君王。

永遠是如此行色倉皇，

漏夜奔忙。說什么關山難越悲失路，

負重致遠的才是民族的脊梁。

從來草野高于廟堂，

莽蒼蒼，一萬里關山風起云揚。

責任編輯：單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