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秋雨（青島大學 學生）

“‘它基金’理事長、央視主持人張越曾說，流浪動物救助不存在理性公益，只有救和不救兩個選擇。”對于救助者而言，這份出于愛心的善舉很容易在孤軍奮戰的景況下變了味兒，他們承受著狗的負擔，人的負擔，并漸漸在指責、同情和看起來無止境辛勞中垮塌下來。動物救助從來不是憑借一己之力就能做好的事，政府部門、養動物的主人在其中需承擔更大的責任。為什么民間人士成為了救助的主體，怎樣做才能使得動物救助機制更加完備，這才是“文軍紅”們反映出的真問題。

文軍紅火了。不久前，她接受了《新京報》的采訪，報道隨后被媒體廣泛轉載。人們的關注焦點在“1300只狗”“變賣家產”上，評論里有人說她確實是個瘋子，也有人指責她擾民尤甚。對文軍紅來說，指責、謾罵、不解、勞作、矛盾糾紛已經是家常便飯，即使如此，她也沒有拒絕源源不斷的阿貓阿狗。她也清醒，也不安，感到愛心被人利用，但“一看到貓狗，就糊涂了”。

懷揣一顆憐憫的心，卻在其中不斷地倒貼，“救助”就像一個無底洞，最后引得眾叛親離。這樣的人不止文軍紅。媒體曝光之外，還有千千萬萬個和文軍紅一樣犧牲掉自己正常生活的動物救助者。回看“動物救助”這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人類對自然的改造破壞了動物的棲息之所，承擔相應的救助無可非議。只是，在這個宏大的課題上，為什么精力和財力有限的普通人卻擔了最多和最重的擔子？

此前，已有不少學者、法律人士和動物救助者將矛頭指向了我國動物保護法律不完備的根源。各地雖有寵物管理的地方性法規，但立法的目的是維護城市環境和社會公共秩序，不是為了動物的福祉。民間動物救助人士阿葉（化名）曾救助過她所在小區周邊的4只流浪狗，但由于居民舉報，城管將它們活活打死，死在哪里尸體就扔在哪里。這樣粗野的行徑將救助引向了死局：讓相關部門接手？管理水平參差不齊；讓民間接手？他們的精力、財力著實有限。重重內卷之下，最單純、最熱忱的救助者承受的負擔也就越重：就如文軍紅一樣，半途而廢的救助者、只肯送不肯照料的愛心人士、“文菩薩”和“重慶文阿姨流浪動物救助站”的聲譽、名頭都在向她施加著壓力——一個普通人，因為愛心的緣由卷入到動物救助的大的困局，最后換取了“狗瘋子”的罵名。這不該是他們的結局與歸宿。

阿葉做寵物救助有三年的時間。她覺得，中國缺少一個正規的體系。怎么做才能使救助機制更加完備？動物得到了救助，救助者卻苦不堪言，此種悖謬何時能得到充分解決？采訪結束時，表面意志堅定的文軍紅還是悄悄地問了一句：“你怎么看我在做的事？”這句提問，一針見血，代表著民間救助人士積年的矛盾與悲哀。動物救助問題不應只拋給救助人，這是常識，也是當今亟待挽回的認識。

（本文系“青島市首屆高校評論大賽”參賽作品）

責任編輯/王學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