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日報社/觀海新聞9月14日訊 皮達和皮卡，作家曹文軒筆下的這一對活寶兄弟的故事仍在繼續。“皮卡兄弟”系列第15本《拖把軍團》日前由作家出版社推出，這本著重講述孩子成長過程中必備的成長力和同情心的兒童文學新作，也傳達了曹文軒一貫的寫作理念“幽默的最高境界是智慧”。而曹文軒也在該書正式面世之際特別發聲，表示：“我不可以停止對這一形象的書寫，我要為中國兒童文學塑造一個廣為人知的藝術形象。”
“皮卡兄弟”系列圖書是國際安徒生獎得主曹文軒的校園成長小說代表作。善良、純真、機智又愛想入非非的皮卡用一個孩子的清純目光打量著這個世界，經歷著對他來講稀奇古怪的各種事件，在這個過程中建立起對這個世界和社會的認識和了解，感受著光明與黑暗，溫暖與蒼涼，在五味雜陳的成長滋味中慢慢長大。而進入青春期的皮達叛逆、不羈、自我卻又時刻護衛著自己的弟弟皮卡。皮達、皮卡兄弟倆在跌跌撞撞中摸索著成長，這些成長包括了身體的、心理的乃至精神的成長。
應該說，皮卡兄弟的故事就是當下中國孩子童年生活、中國家庭親子關系與中國社會發展的縮影，是一些小故事，也是一些大故事，是陪伴孩子們成長為“更好的人”的極其珍貴又獨一無二的故事。
這也是曹文軒所追尋的兒童文學創作的境界。他在新書的寫作札記中表示：“我的不同情調與風格的作品，看似差別很大，其實懂我創作精髓的，還是會看到它們在題旨、美學上的一致性的。《草房子》也好，《大王書》也好，《皮卡兄弟》系列也好，還是一個文學家族的，就像是一娘所生的幾個兄弟，性情各異，但細看，深看，還是一家兄弟。《拖把軍團》無論看上去與《草房子》《大王書》有多大的不同，我在寫作時的感覺、情緒，卻一如既往。”
曹文軒今天接受記者采訪，再度重申了他的兒童文學創作觀。
觀海記者：這次《拖把軍團》出版距離上一本皮卡故事新作出版已有6年的時間，是什么原因讓您在6年后決定再次創作新的皮卡故事？
答：很多年前，我就知道，我內心不只是有書寫《草房子》《青銅葵花》這一類作品的沖動，我還有書寫其他情調和風格作品的沖動，并且這些沖動不時地會像狂風中的波浪在心海中撲打和咆哮。我喜歡銳利的、清醒的現實主義，但我骨子里一定又駐扎著浪漫主義之魔。后來，我寫了《大王書》，這部作品不再是小橋流水、竹籬茅舍，而往氣勢磅礴、長風萬里去了。它的風氣令人懷疑是否出自我手。然而，它就是我的心靈之作。記得當年寫完，真有一瀉千里的感覺。
我寫皮卡兄弟的故事。它的情調與風格，既與《草房子》《青銅葵花》大不一樣，更與《大王書》迥然不同。我寫它時同樣感到得心應手，毫無生澀之感。另外一種寫作感受，使我感到迷戀。也許，我可能是那種喜歡多種寫作路數的寫作者。有些作家也許一輩子只寫一種情調和風格的作品，他們照樣也能成為大家，但我不想這么做，我只想順其自然，我能寫什么就寫什么，不想將自己拘囿于一隅。但我也知道這些不同情調與風格的作品，看似差別很大，其實懂我創作精髓的，還是會看到它們在題旨、美學上的一致性，它們的基因是一樣的。
《草房子》也好，《大王書》《皮卡兄弟》系列也好，還是一個文學家族的，就像是一娘所生的幾個兄弟，性情各異，但細看，深看，還是一家兄弟，它們有許多共同的品質。《拖把軍團》無論看上去與《草房子》《大王書》有多大的不同，但我在寫作時的感覺、情緒，卻一如既往。我已決定，從現在起，我要將以皮卡兄弟為主人公的系列繼續寫下去，讓這一系列成為規模很大的系列。現在，我覺得前幾年的中斷甚至要結束這一系列的寫作的想法是愚蠢的。我不可以停止對這一形象的書寫，我要回到這樣一種寫作語境，為中國兒童文學塑造一個廣為人知的藝術形象。我知道，兒童們的認知心理，會傾向于一個形象的不斷書寫。我要寫出既幽默，又能在幽默之后還能留下許多寶貴記憶的作品。我要將我“幽默的最高境界是智慧”的想法付諸實踐，寫出一個能讓現在的孩子喜歡，而當他長大之后再回憶起當年的閱讀時，不感到淺薄和害臊——非但不感到淺薄和害臊，還會又有新的感受的作品。也許做不到，但我會竭盡全力去做。
觀海記者：皮卡兄弟的故事大部分都是您在2016年獲得了國際安徒生獎之前創作的，這次的《拖把軍團》是獲獎之后的創作，寫作時會有什么不同。
答：我不想讓獲獎成為壓力，它只能成為動力。就像什么也沒有發生過。我在不停地寫，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2017年出版了《蜻蜓眼》，這是一部在我個人寫作史上很重要的作品——我堅信這一點，時間將為我證明。后來寫了“曹文軒新小說”系列，2020年，因為疫情我被困在了家中，我能做的就是看書寫書。《拖把軍團》寫于2019年年末。在未寫之前，我通讀了全部的皮卡故事，一是為了找回寫這類作品的感覺，二是看看這些作品中是否留下了一些可以發展的線索，三是搞清楚都已經寫了什么，以防后面重復。寫皮卡故事的心火再次點燃，我回到了六年前，但又和六年前的感覺不太一樣，因為畢竟已經六年——這六年間，我對文學又有了新的理解，特別是對這一類的作品，更有新的理解。
觀海記者：這次《拖把軍團》與之前的皮卡兄弟系列比，是一個相對完整的大故事，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
答：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往后寫下去，可能就是這個路數了：一本書只寫一個完整的故事，讓它們成為一部部長篇小說——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這要比以前那種寫幾個故事結構一書的方式，顯然更具難度。但我很喜歡現在這種方式，我是一個愿意思考結構、經營結構的寫作者，我會在結構中獲取快樂——特別是那種較大規模的結構。我將其看成是對我能力的考驗。那種寫作，讓我有設計師、工程師的感覺，這種感覺很不錯。
觀海記者：和《草房子》《青銅葵花》里的家庭相比，《拖把軍團》中皮卡的家在您的作品中具有了鮮明的都市中產家庭的特征，這是您的作品中第一次有此突破。
答：從《草房子》開始，我寫了不少作品，但故事基本上都發生在一個叫油麻地的地方，一塊如同有人在評價福克納的作品時所說的“郵票大一塊”的地方。我關于人生、人性、社會的思考和美學趣味，都落實在這個地方。但大約從2015年出版的《火印》開始，我的目光便開始從油麻地轉移，接著就是《蜻蜓眼》，情況就變得越來越明朗了。接下來，我以“曹文軒新小說”命名寫了《草鞋灣》，不久前又出版了《尋找一只鳥》。我心態的變化是：我越來越不滿足只將目光落定油麻地。我告訴自己：你的身子早就從油麻地走出了，你經歷了油麻地以外的一個更加廣闊也更加豐富的博大世界；在那里，你經歷了不同的生活與人生，這些與你的生命密切相關的經驗，是油麻地不能給予的，它們在價值上絲毫也不低于油麻地；你可以不要再一味留戀、流連油麻地了；你到了可以展示油麻地以外的世界的時候了，你到了書寫你個人寫作史的新篇章的時候，這新篇章的名字叫“出油麻地記”。我是一個文學寫作者，同時也是一個文學研究者。我發現，在文學史上，一個作家很容易因為自己的作品過分風格化，而導致他的寫作只能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內經營。因為批評家和讀者往往以“特色”（比如地域特色）的名義，給他鼓勵和喜愛，使他在不知不覺之中框定了寫作。
我在城市生活的年頭是鄉村生活的年頭的三倍。我覺得我現在寫城市與寫鄉村一樣順手，完全的沒有問題。我有不錯的關于城市的感覺。寫一座城市與寫一座村莊，寫一條街道與寫一條鄉村溪流，一樣的得心應手。就這么轉身了，轉身也就轉身了——其實我早就轉身了，從《根鳥》《大王書》就開始了，但當時沒有明確的意識。我覺得一切都在很自然的狀態里。
觀海記者：可不可以說，《皮卡兄弟》系列后，您的創作開始更加接近于兒童文學作家，創作形式更加豐富，童年特征也更加鮮明。
答：什么是兒童文學？兒童文學的范型是什么？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得清楚。但我們心中好像有一個兒童文學的“樣子”——它比較輕松，比較單純，比較溫柔，它的讀者年齡是幼兒、十一二歲以下的兒童，是那樣一種用“淺語”寫作的文學。但后來我們發現了問題：那些還沒有成為“青年”的初中生甚至高中生呢？我們發現了一塊廣大的沒有得到兒童文學厚澤的貧民區。中國的兒童文學作家一度紛紛進軍這塊貧民區，直到有人開始懷疑：這還是兒童文學嗎？但我們即使處在被扣上“成人化”帽子的尷尬處境之中，仍然不顧一切的向上、向上……因此，中國的兒童文學與那些學者們、傳統的兒童文學作家所認可的世界兒童文學的范型區別開來了，形成了一道中國的文學特有的風景。我就是其中的一員。但我是“折衷”的，我在想著為高年級小學生、中學生寫作時，始終沒有忘記那些兒童文學的經典。我在寫《草房子》《青銅葵花》這樣的作品時，潛意識中，始終有一個兒童文學的“樣子”。我不知道我這種選擇是否是合理的、明智的。但，后來我在那種“向上、向上”的沖動中慢慢地掉轉頭了，開始下行——不是那種斷崖式的跳水，而是一種順勢而下，于是就有了你所說的”笨笨驢”系列、“萌萌鳥”系列（現在改名為“俠鳥傳奇”）、“我的兒子皮卡”系列。但無論是往高處還是往低處，有一點卻是始終不能忘懷的：我寫的是文學作品。其實，我一旦進入寫作狀態，是不怎么想到讀者是誰的。（青報全媒體記者 李魏）
責任編輯：單蓓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