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無解的女性困境
作者：桂魚
對中國內地讀者而言，“韓國文學”是一個陌生的名詞。我們為韓影的批判精神所震撼，為韓劇的跌宕情節所吸引，然而對于韓語文本卻知之甚少。即使韓江的《素食主義者》、申京淑的《尋找母親》等優秀小說中文譯本已經在國內出版，也如曇花一現，并未引起廣泛的關注。
直到一本現象級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忽然引爆互聯網話題，我們才終于將目光轉向了被忽視許久的韓國文學——正確地說，是韓國女性文學。
韓國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里男女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曾發表過一篇關于職場女性待遇的調查，韓國在所有被調查國家中墊底。
韓國社會的男尊女卑現象，如今仍然十分嚴重。正因如此，以女性主義為基調的《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韓國引起的反響超乎尋常。其作者趙南柱憑借細膩婉轉的筆觸和娓娓道來的敘事，捕獲并呈現當代女性的集體痛點，以日常性而引發呼應，因普遍性而激起共鳴。
這部小說僅僅描述了年輕女性金智英的成長歷程和日常生活，以及她在求學、工作、結婚、生子等重大人生節點上遭遇的困惑與苦惱，開篇便是金智英的丈夫隱隱覺察到妻子的異常。金智英會在無意識中變換人格，時不時地以其他女性的身份講話做事。她本人毫不知情，而丈夫也無計可施，只能帶她去看精神科醫生。
生于1982年4月1日的金智英的人生，就以這樣一種略顯離奇的方式，緩緩拉開了帷幕。當我們步入她的世界的那一刻，小說封面上的提問撲面而來：一個女孩要經歷多少看不見的坎坷，才能跌跌撞撞地長大成人？
小時候，金智英在家中的地位永遠低于弟弟；少女時代，在學校里處處遭遇“男生優先”；踏入職場，明明工作能力超群，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升職機會被給予男同事；結婚生女后，不得已回歸家庭，卻被譏諷為“媽蟲”靠老公養活，終于無可避免地走向情緒失控……
“金智英感覺自己仿佛站在迷宮的中央，一直以來明明都腳踏實地地找尋出口，今天卻有人突然告訴她，其實打從一開始這個迷宮就沒有設置出口。”從小到大，金智英不斷地承受著來自家庭和社會各方的“差別對待”。導致這一切的根源所在，無疑是生而為女的“原罪”。一如絕大多數亞洲女性，命運被社會安排得明明白白，幾乎可說是一鏡到底。看似波瀾不驚，實則隱隱作痛。
在男權社會中，男性有著天然的話語權，心安理得地享受著資源的優先配給。而女性在生存空間遭到擠壓的同時，自身的個性與棱角也漸漸被磨平，逐漸演變成一種忍氣吞聲的集體失語，最終自覺不自覺地順從并維護起這種不公正的社會狀況。
即便如此，微弱的抗議聲也從未消失過。在小說里，敢于站出來抗爭的女性并不在少數。但她們的行為，宛如往深不可測的水潭中投下一粒石子，片刻的漣漪過后，便歸于無聲無息。而金智英時不時變成另外一個人的現象，是自我意識的隱忍與逃避，也是具備共情性質的認同與體諒。
戴錦華在《新女性：一部荒誕戲劇》中寫道：“這是一允諾會獲救，卻永不蒙獲救的‘種族’。”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男女平權貌似永遠都是社會熱點，但似乎也永遠找不到一個合理的答案。
閱讀金智英，時時會想到我國現代女作家蘇青。她借《結婚十年》的女主角懷青來抒發自己的質疑：“一個讀過大學的女子總不該長此住在家里當少奶奶吧？”但這也只是無聲的吶喊，到底不曾說出口來。
蘇青曾與好友張愛玲有過一次對談，圍繞婦女、家庭、婚姻諸話題展開。談及“職業婦女的苦悶”時，蘇青直言不諱地指出：“工作辛苦是一端，精神上也很痛苦。職業婦女，除了天天出去辦公外，還得兼做抱小孩洗尿巾生煤球爐子等家庭工作，不像男人般出去工作了，家里事務都可以交給妻子，因此職業婦女太辛苦了。”
來自上個世紀的感慨，至今仍然如故。她們看破，卻無法改變。而金智英的丈夫鄭代賢，則可視為大部分普通男性的代表。他們對困境中的妻子心存憐惜，卻又無法將自己放在與女性平等的位置上，認真考慮改變這一現狀的可能性。
正如小說中那位精神科醫生，盡管同情金智英，也對有著類似經歷的妻子心懷歉疚，但還是忍不住感慨：“不論是多么有能力，表現多么優秀，只要解決不了育兒問題，女職員都免不了會帶來這些困擾。”
金智英會好起來嗎？無論作者還是讀者，恐怕都未曾感到樂觀。很顯然，在現代社會真正實現男女平等之前，金智英仍將繼續借身邊的女性為自己“代言”。這個奇怪的病灶并非她自己的，而是女性群體所共有的，已然深深根植于血肉深處的頑疾。至于有效的治療方案，也必然不在精神科醫生所開出的藥方里，而是需要整個社會來協力解決。
小說末篇，收錄了韓國女性主義研究學者金高南珠《你我身邊的金智英》一文。她一針見血地指出：“總不可能一輩子都借由其他角色來替自己發聲吧？金智英到底該如何找回自己失去的話語權？”而最后一句話，則將這個疑問留給了讀者：“我也心知肚明，靠1982年生的金智英是找不出解決對策的。所以我希望閱讀這本書的讀者朋友們一起思考，尋找方法，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金智英。”
（作者簡介：桂魚，青島市作協詩歌委員會委員。）
責任編輯：單蓓蓓
